论吴锡麒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浙派诗风的承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中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继厉鹗、杭世骏之后再振此派旗鼓。其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地表现出对此前浙派诗风的承袭、新变：汉魏唐宋,共炉而冶,在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用笔雕琢、隶典自如,对浙派末流的钉饵捋扯既有承袭又有修正;以“清”为宗的诗歌风格和以雅正为纲的整体风貌。     

浙派诗歌理论及其渊源考辨

清代前中期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重“学”与重“清”为核心建构起了自己流派的诗歌理论,但其诗歌理论并非渊源于学界所常提及的“淅派文艺源头”——黄宗羲与查慎行．而是源于常因“反宋”而被摈之浙派诗歌发展流程之外的朱彝尊。     

沈曾植的异化宋诗学

从文学演变的角度,通过对比分析,说明虽然同在"宗奉宋诗"的大旗下,但以沈曾植为领袖的浙派诗歌创作及理论与闽、赣两派有着显著的区别,其强调的学问重点体现为生僻典故和思理玄致,从而对宋诗某一方面的特征做了极端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异化色彩.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论吴之振的诗学观及其创作

吴之振是清初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也是浙派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以宗宋为基本特征，以学苏较为主而转益多师，故能得生香真色之所长，而不染叉牙生硬之弊。晚年于诗宗旨不及，而微露颓唐气象。他和吕留良等人一起选编的《宋诗抄》，对清初诗坛的宗宋之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与黄宗教一起，为浙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宋诗派"唐诗接受的范型文本和美学视觉

不墨守盛唐几乎成了近代宋诗派审美宗趣的最大表征,尽管这一概括显得较为含混不清,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宋诗派所取法的诗法家数是以特定的文本为实质内容的。三元与三关说为宋诗派主流所孜孜追摹的范型文本,但具体辨绎,各家所宗主的模本并不完全一致,体现出各家不同的审美取向,而其羽翼的多向拓展,又从各方面丰富了宋诗派的诗学内涵,也为宋诗派开拓出宏阔的局面。     

菽庄吟社与"同光体"闽派之关系

菽庄吟社是日据台湾时期以内渡大陆的台湾流寓文士为主导、以"抗日复台"为根本宗旨和奋斗志业的台湾爱国流亡文学社团。该社不但与"同光体"闽派有着共同的诗学传统,而且接受了"同光体"闽派有关"宗宋"、"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等文学观念;不仅如此,该社还把"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陈衍尊奉为精神领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仍然自觉接受祖国文化的滋养。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黄宗羲与浙派诗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顾炎武、王夫之鼎足而三。他以这顶桂冠称著于世,而其诗名则恰恰为之所掩,人多罕知之。其实,他不仅“启”后世民主主义思想之“蒙”,而且在诗歌发展史上也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样有一种“启蒙”意义在。质言之,黄宗羲是浙派诗的开山祖师。“浙派”或“浙诗”的名称,在乾、嘉时期袁枚的著作中已经多次出现。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浙派,专指当时厉鹗、杭世骏、吴颖芳、金农一派而言,旁及钱载诸家;广义的浙派,则包括其他与之风气相近的清代浙江诗人在内。清初朱彝尊、查慎行各领一宗,     

隋唐敦煌汉传佛教的宗派问题

以"宗派"来解释隋唐佛教的生态,是否符合中国佛教的史实?"宗派"如何定义?隋唐佛教可分几宗?这些问题虽经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及日本佛学界众多学者研究,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从敦煌文献来看,众多的中华撰著及汉译典籍证明,隋唐时期敦煌存在"佛教十宗":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以及尚待深入研究的藏传汉文佛教。但是,敦煌地区的寺院和僧人究属何宗,依据现有文献,却无从判定。考虑到"宗派"一词在宋以前的文献中最多出现过三次,宗派佛教在隋唐敦煌佛教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是否主流、与佛教信仰是什么关系,都成了敦煌遗书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吴锡麒诗论与浙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新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诗学中后期转关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虽无系统诗学著作,但蔚为大观的诗文题序、尺牍、日记等,均明确地体现了独特的诗学思想。即兼采唐宋,上溯汉魏,摒弃浙派的专宗宋诗;主张性情学问,相辅相成,扭转浙派一味重"学"的创作倾向。     

论沈德潜的宗唐诗学观

在唐宋诗学论争中,清格调派领袖沈德潜承七子、云间之余绪,扬唐抑宋。沈氏宗唐黜宋诗学观念的形成有多种因由,主要为矫正其时诗坛宗宋风气之弊。沈德潜在选辑诗歌基础上对唐、宋诗作出的具体评价体现了理性、客观的精神,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诗坛逐步融合唐宋意欲跳出唐宋诗争之怪圈、重寻新出路的大潮中,沈氏片面宗唐抑宋,无疑会成为诗坛逆流,阻碍诗歌健康发展。     

论浙派流弊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

浙西词派在乾嘉时期开始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盛世不在,使浙派"醇雅"的审美主张失去了依凭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浙派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对词体形式、语言的雅化追求,忽略了对词作内容的关注,造成了内容的重复与空洞,浙派词也因此失去了生命力与感染力。与此相应,浙派流弊的具体表现是:性灵不存、用典无度、风格单一。     

顏习齋与孙夏峯学派

清初学风一般趋向經世致用,而尤其是顏李学派更为突出。在几个大师中,如黄梨洲,以刘莪山的继承人自命,极力拥护王学;如王船山,以张横渠为宗,而对于程朱仍相当推重;如顾亭林,虽然一般反对宋明人高談心性的学风,但对于程朱也还保持客气。却只有颜习斋,斬拔特出,横絕一世,不仅程朱陆王,而且汉唐宋明,都一概反对,高树三事三物的旗帜,而专走实习实行,經世致用一条路。他毫不客气,对于千百     

厉鹗与浙派

厉鹗与浙派刘世南浙派是清中期一个颇著盛名的诗派，其创始人厉鹗也是一位影响很大的诗人。本文拟就此一诗派的产生原因、厉鹗诗论和诗作的特色，以及当时和后世人们对浙派和厉鹗的不同评论，加以论析，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一、浙派的产生清代乾隆时期，以厉鹦为代表的浙派...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苏瓌有子 李峤无儿”小考

李峤与苏瓌为武后、中宗朝重臣,"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见于各种杂史笔记,有三种不同说法:中宗召二子问"所通书",苏颋之应答颇令中宗满意;苏颋为其父苏瓌守制,坚不起复;同在朝为相,李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根据两《唐书》、李峤长子李畅《墓志》等史料,对此三说逐一详加考证后可知,同在武后中宗朝官居要职,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之说,当为三说之中最为合理的解释。     

索隐发微 注屈明志——马其昶《屈赋微》的注解特色及现实意义

成书于1905年的《屈赋微》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的成书受到清末社会剧变和当时学风的影响。晚清和屈原时代的楚国都处于国家存亡之际,这为"索隐式"的注屈方式提供了先决条件;马其昶在汉、宋之争中宗宋儒,重视义理的阐发,但同时受桐城派"求实"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阐发屈赋义理时考之于楚事、本于经史。马其昶"索隐式"的注屈和对屈赋义理的阐发都是为了彰显屈原的精神力量,值此国家衰败之际,他高度肯定了屈原为国、为宗族而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著述明志,以屈原的精神砥砺国人。因而,马其昶著述《屈赋微》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