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行政法研究

我国公务员权利纠纷向来采用行政机关内部方式加以解决，但这一途径存在着天生的缺陷；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社会现实的挑战而不断得到修正，这就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提供了内部救济和外部司法审查相结合的条件。     

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刍议

随着我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与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本文对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现状及缺陷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剖析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理论基础,提出完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议。     

论我国考核法制实施中的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制,然而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公务员的相关权利并未得到保障,导致公务员考核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公务员依法行政、勤勉履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将公务员与国家关系定性为"内部关系"。我国应当完善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理论,重构权利救济机关以保障公务员权利,从而实现"依法治吏"的目的。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救济渠道单一、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缺乏公正性和严格的程序、特别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等。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我国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之浅析

公务员作为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结合体,其权利及权利救济历来是个重要话题。在我国的公务员法律体系中,作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申诉、控告和仲裁等权利基本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表现为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程序不规范等方面。因此,只有在完善行政救济的基础上,加强法律保障、构建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探析

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目前属于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的一环,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有效性。本文在对国外和地区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理论与模式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进行探析,并从理论和具体制度上提出完善建议。     

论公务员的抵抗权

公务员在担当行政职责的同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全体公务员对于上级错误的决定或命令拥有抵抗之权利,但对于此种权利的行使边界、救济程序并未臻于完善。公务员抵抗权的研究需要从权利基础、权利边界以及权利救济等维度予以立体性的审视。同时,作为行政主体内部完善的有效保障,公务员抵抗权更需要来自立法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民众的正向关注。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机制研究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现实中,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侦查机关揭露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强大公权力,而缺乏有效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没有建立起对侦查权力违法行为的制裁机制,这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侦查权力的失衡状态.在理论研究上,也仅仅停留在权利应该救济,至于为何要救济、谁来救济、目前的现状等尚付阙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救济理论.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行政调查法律救济制度之完善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调查权违法或不当,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法律救济权利。针对现行行政调查法律救济的立法与实践现状,从行政调查法律救济途径的角度,对行政调查法律救济制度进行探讨。     

关于完善不作为行政违法司法救济的思考

为了对不作为行政违法实施充分有效的救济 ,应扩大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范围 ,将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行为、抽象的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相对人权利的各项具体不作为行为 ,都纳入司法救济 ;同时应将行政内救济优先、司法救济最终、救济机构地位独立、社会干预、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等原则 ,确立为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原则 ,并且 ,确定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方式应该是 :宣告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违法、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履行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赔偿损失、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试论公务员受到惩处后的司法救济

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立法构想的提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进而促进政府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但囿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司法救济至今仍未有动摇的迹象。如何在加强公务员内部管理的同时,顺应法制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此领域做出的改变,为公务人员提供更为完备的救济途径,以切实保障其基本权益的实现,应成为此次《国家公务员法》寻求的突破点。     

论食品安全领域权利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或推定的权利救济途径来看,事后救济明显存在不足,预防性行政诉讼尤显必要。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前提是明确其与尊重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风险预防原则以及成熟原则的矛盾与联系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相对人在以下两种情况应该有权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一是食品安全主管机关拟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二是行政机关公布有毒有害食品信息可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范围与途径

高校学生的权益包括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如受教育者的权利、作为普通公民的其他权利和法律未加禁止的权利包括恋爱权、婚姻自由权、同居权、生育权、特殊情况下的校外租房权、自主创业权等。高校学生权利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权利保护途径的多样性,我们可从行政申诉途径、司法救济途径、法律援助途径等对其加以保护和救济。     

行政公务员权利与救济的行政法哲学

行政公务员是宪法赋予政府所拥有行政权的显性直接行使者,在整个权力或权利运作过程中,他们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实体,并以其身份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被赋予其他各项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只有相应的救济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及权力的效用。因此,＂一体两权＂,权利与救济是两对动态的范式,是权利和权力内、外在属性和机理的外现和要求,并最终决定和制约其相应的机制形成和运作,而权利的内外构造的完整与圆满及良性均衡互动是其关键所在。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实效性的探讨

高校学生合法权利保护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实效性并不高.一方面是权利救济的非诉讼保障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诉讼救济的渠道也不畅通.要提高学生权利救济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申诉这两大非诉讼救济制度,充分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以及扩大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     

台海两岸行政复议制度功能解析比较

大陆行政复议制度自1990年确立以来,成为行政救济的主要渠道,但行政复议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自我纠错、及时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同样性质的台湾地区诉愿制度在对行政机关自我省察、诉愿人权利保障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及时疏解了行政纠纷、有效保护了民众权利。大陆行政复议法与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相比较而言,缺少更为便捷、畅通、中立的自我纠错途径,在复议申请人权利救济方面还有待作出更具操作性的规定。     

刑事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关系

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乃一对矛盾主体,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相互排斥。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而法律对侦查权的限制及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尚需完善     

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构建与保障

2008年国家公务员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机构的专门化,以此为契机,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完善被列为重中之重。公务员退出难是综合原因形成的,有内在制度的缺陷,也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在公务员制度的完善方面,应当规范考核、问责制度,推行聘任制,完善提前退休和辞退制度;从外部来说,可以考虑从转变就业观念,改进社会保障,完善权利救济等方面加强对公务员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