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时代意义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重大制度缺失.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既有助于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     

论参与公诉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风险规避

因受传统法律观念影响和公安机关规避执业风险的现实需要,大多数轻伤害犯罪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均通过刑事公诉方式进行处理。由于犯罪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司法存在缺陷,导致参与刑事公诉程序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通常承担着较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诉讼支出的必然性和物质损失获得有效弥补的或然性。为合法规避这种经济风险,现实生活中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可积极申请刑事和解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

在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时,进行法律救助,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权益,是目前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的法律缺陷和对被害人法律救助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最有效的途径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在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刑事被害人及家属的救助 ——兼论死亡赔偿金的历史借鉴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中剥离出来,损害了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背离了我国的优良司法传统。借鉴我国元代烧埋银制度的实践经验,应将死亡赔偿金重新纳入赔付范围。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专项基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实行当事人和公益组织之间的“双向互动”救助模式,激发公益组织参与救助的灵活性。发挥司法机关联接被害方与救助机构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尽到告知权利、审查核准、代为传达等义务。设立全国性的被害人援助机构,帮助被害人参与诉讼、预防和减少犯罪,并对特殊的被害人群体给予重点保护。鼓励服刑人员以部分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履行赔偿被害方,最大限度实现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论刑事被害人诉权

刑事被害人诉权以刑事被害人“因何可以进行刑事诉讼”这一命题为研究对象,它是刑事被害人具体诉讼权利的基础和抽象概括。研究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历史沿革,揭示其发展趋势,并从诉权角度对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进行重新审视和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具体诉讼权利的配置提出独到的见解,使之更趋科学、合理。     

中西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国外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立法沿革呈现非犯罪化的趋势，但刑法典中仍保留了许多无被害人犯罪罪名。而我国刑法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以谨慎的态度，更多地是作为行政处罚的范畴和道德领域的事。对此，本文对中西无被害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并从“犯罪分层”、宗教与伦理、国家权力观几个方面对导致中西政策差异的原因作了透析，从中找到借鉴的价值与可行性。     

中国刑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项正当化事由，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如何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主决定权最大化起关键作用。被害人承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该利益而可能得到刑法宽容评价的行为。以相当性为基础，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依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及其设计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针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特别救济制度,是国家基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经济救助使刑事被害人尽快摆脱不利境地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到补偿逐步过渡,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模式的最终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救济的对象、救济条件及救济程序几方面加以构建。     

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全球视野下,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主要有三种形式:和解、协商和圆形会谈;另外还有两种由犯罪人提供的弥补方式:恢复性补偿和社区劳动。与刑事司法程序重点关注剥夺犯罪人权利、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法益以及惩罚犯罪、防止再犯不同,恢复性司法重点考虑对被害人的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以及补救由犯罪造成的其他损害。正因为恢复性司法能够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并能够在解决法院积案和监狱人满为患的困境、促进司法活动的透明公开、减少再犯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接受并采用恢复性司法来处理犯罪问题。     

故意杀人罪中的被害人过错问题研究——兼论死刑限制的实然路径选择

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的重灾区,如何阻却故意杀人罪的认定或降低故意杀人罪中的死刑适用将关系到死刑判决数量的减少,被害人过错这一情节则是担当此重任的实然路径选择。对于家庭矛盾引起的被害人自杀这种特殊的故意杀人类型,司法实践仅将被害人过错局限在量刑意义上,事实上屏蔽了被害人意志自由在杀人事件中的支配作用;对于一般的故意杀人类型,司法实践中不规范适用又限制了其效力的完全发挥。因而客观、公正和规范的评价被害人过错是其发挥效力的前提。     

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论述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当事人化逐渐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是否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诉讼中被害人权利是否因当事人地位而得以保障;合理性定位应当如何.     

论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

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被害人是刑事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他们的权益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我们应该着力探讨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以被害人为中心,从关系的角度深入发掘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的互动关系以避免受害人恶逆变。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衡

实现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衡是刑事诉讼演进的必然规律。在我国，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确认，从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平衡奠定了基础。但在具体诉讼权利的保障方面，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失衡的现实困境依旧存在。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失衡之根源在于：价值目标的冲突，利益结果的冲突，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益的冲突。为实现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平衡，应寻求平衡之法，达成动态中的稳定、适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