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之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成为实现国家刑事诉讼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视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保护被害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与西方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被害人,无论是公民被害人,还是法人被害人,都是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与其它刑事诉讼参与人相比较,被害人身份更为复杂,在刑事诉讼中占有多重诉讼地位:他既是控告犯罪的主体之一,又是证明犯罪的主体之一,同时也是司法监督的主体之一。     

庭审中被害人诉求的程序性保障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一般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当事人,相应地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害人的司法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由此,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享有了与被告人基本对应的诉讼权利,使其在审判阶段可以方便地参与诉讼,使司法机关直接听取被害人对惩罚犯罪的愿望和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赋予被害人的那些诉讼权利并未真正保障被害人充分地参与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完善被害人在庭审中的一些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其诉求的实现。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被害人地位及权利的法律保护存在的缺陷 ,基于刑事审判程序公正、正义的最低标准 ,应该保障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保障被害人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 ,实现对被害人保护的整体性和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全面参与 ,完善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关于构建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几点思考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对犯罪被害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是我国立法的宗旨。从完善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障刑事诉讼中权利平衡的角度出发,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是必然的,是紧迫的,明确设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对我国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基于三个角度的分析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相对薄弱,尤其在与被害人权益紧密相关的不起诉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更为明显。随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的进一步强化,与此对应的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应当从不起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实质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予以充分关注以及提升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可履行性角度,更加重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助推刑事诉讼目的之实现。     

日韩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切实保障着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有利于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建立该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法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与我国文化传统相似的日本、韩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规定得比较完善,对我国构建该制度有极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

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实体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被害人的对抗性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确立是必要的.考察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权利状况,分析我国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的具体表现以及立法的缺陷,对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提出了建设性的立法完善路径.     

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有关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比较研究

被害人通常是指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即刑事被害人.基于这一特殊身份,他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程度不同,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使得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也不尽相同.为保障被害人人权,对各地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我国今后立法的不断完善.     

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法律特征分析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界定为刑事诉讼被害人。他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以刑事被害为前提,二是享有刑事诉讼权利为基础,三是以制裁犯罪人、实现自己合法权利为目的,四是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前三者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实质特征,后者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形式特征。     

辩诉交易与被害人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某些刑事案件确需辩诉交易。但若不经被害人同意强行进行辩诉交易,就会违背刑诉的正当目的。为防止提升诉讼效率而过度牺牲公正和过度追求形式公正而背离实质公正,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并在执法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辩诉交易权,使其与公诉权、辩护权相制衡,以实现各主体间利益平衡。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的渐进模式及立法设计

我国当下尚不具备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施行需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在立法需求尤为紧迫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立法的可行路径是由"救助"渐进式地向"补偿"过渡。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是兼采一般社会救助制度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合理因素的"紧急司法救助"制度。     

论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思考

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刑法学与侵权法学发展的结果;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保护,仅从公法的角度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应赋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应建立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顶罪替刑犯罪的刑法思考

当今代人顶罪替刑事件频现报端,而我国现行刑法却没有就顶替人犯罪作专门的规定,所以导致顶罪替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罪名归属存在争议。为了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将顶罪替刑行为设置为独立的罪名,与现行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相区别。同时,还需要从犯罪构成要件中分析顶罪替刑罪的基本特征,解决司法实践中本罪的犯罪主体、共同犯罪等复杂问题,以期实现刑法规制的目的。     

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司法适用问题

刑罚执行阶段也属于"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不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主体.妨害的只是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据的,不构成该罪.威胁、引诱被害人改变陈述的,不构成该罪.改变后的证言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不构成犯罪.故此,该罪名的设置不具有必要性.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与制度构建

近年来,伴随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当前各国刑事司法的滞后,传统意义上国家对刑罚权的独占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对被害人、犯罪人全面保护为其根本目的。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各方对程序的有效参与,营造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可以消除隔阂,抚慰被害人的心理。而犯罪人也可在承认错误和进行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提升重新与社会结合的能力。总之,刑事和解可以弥补被破坏的社区关系,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恢复社会的和谐状态。本文通过对刑事和解的基本涵义与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进行论述,进而对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可行性方案,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刑事法中被害人过错相关问题探析--以犯罪互动为视角

在犯罪互动过程中,被害人过错往往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该厘清被害人过错在刑事法中的表达及其蕴藏的法理,然后通过立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样将更有利于预防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