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命的思考

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范畴,朱熹论命有天命、性命之义,由此引出命的两个维度,即从理与气、所禀与所值讨论命,赋予命以丰富的内涵.其中尤其重修德行仁,这是从道德层面谈命.天命在我,强调主体对命的把握,这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命.他对命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表现为提出知命、致命、改命,并在实际生活中践履它.     

道教内丹学“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再辨

＂性命＂的先后天划分以及＂性命＂、＂神气＂和＂道＂在理论上的贯通确立了内丹学境界的自足性。＂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依据谈论的语境不同各有两层含义。首先,＂先命后性＂是指从＂命功＂到＂性功＂的内丹修炼过程,＂先性后命＂在于强调修＂后天性＂在内丹修炼论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一个基本含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还分别对应着＂先天性命＂修炼的两种入手方式,即＂由命而性＂、＂以命制性＂和＂由性而命＂、＂以性制命＂的不同,这才是南北宗丹法的差异所在。     

试论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汉语中,"命"有三种词义:一是命名、命令,即语言之命;二是生命;三是命运.每个人对"命"都无法逃避,从古至今,如何对待"命"始终是人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庄子对"命"有其卓越于世人的见解,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对"命"亦有深入的思考.从贾宝玉弃置语言之命、涵养生命之命、超越命运之命三个方面来分析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从而探讨庄子思想与贾宝玉形象之间的文化源流关系.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试论庄子“安之若命”的独特死亡意识

庄子观生死,是立于＂道通为一＂的高度,将生死置于＂命＂中。他认为,＂命＂即为＂道＂,生死皆是由命定,人在面对死亡时,如果能顺应生死在大道中的自然运化,洞察生死之理,做到＂安之若命＂,就能化解＂悦生恶死＂的桎梏,安然＂顺死＂,从而成为与道合一的得道者。     

论王艮的造命论思想及其实践

王艮的＂造命论＂思想在其哲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认为人是＂至尊至贵＂的＂万物之主＂,可以发挥人作为良知主体的自觉意识,通过＂性能易命＂来改造自身的命运,以＂以先知觉后知＂来改造他人的命运。王艮终生以＂布衣倡道＂的行为正是其＂造命论＂思想的具体实践。     

锡命制度与周王“正统”及“天子”信仰

锡命制度是周天子封建诸侯、命官赋职、赏赉有功等活动时所举行的隆重典礼。周王锡命并非一种简单的仪式性制度,而是周人统治思维的反映,它渗透着西周的深层伦理价值观念。周天子正是通过锡命礼的伦理定位与价值操演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认同与精神信仰,进而凝聚成"一心辐辏"文化传统与价值思维,从而将姬姓与异姓诸侯(王室与天下诸侯)抟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政治实体,推而建构出"天子—守臣(诸侯)—陪臣(卿大夫)"政治结构。它不仅与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之制相辅相成,而且是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诸侯邦交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源头。     

博弈中共生：赔命价与恢复性司法的对话

恢复性司法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在受害人权利保障运动中兴起的新型刑事司法模式,它与我国赔命价习惯法在理念上和机制上都存在着诸多的暗合之处。在人们主张将恢复性司法引入我国的过程中,它会对赔命价习惯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能否为我们解开赔命价命运的"戈尔迪"之结提供思路上的启发,为赔命价摆脱其当前的尴尬现状提供契机?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正——兼谈“五十而知天命”

"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被否弃。人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才能使其富有生机的肉体得以持存,对待性或有所对待是人的存在的一重规定,在这个向度上"命"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同对"道"的瞩望一样,对"命"的顾念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终极眷注。因此,问题不在于谈"命"与否,人生的境界即有不同,不在于孔孟之"道"被觉悟后,"命"是否为"道"所取消,而在于二者在孔孟的价值判断中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孔子在生死危厄关头勃发的殉道精神,可谓极其典型的道德崇高感,它是孔子持久地涵养着的日常崇高感即"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在特殊时刻受到某种"命"意识强烈刺激后极其璀璨的一闪。对死生、富贵价值和"仁"德价值的觉醒,对人生终极眷注之重心的转换,对"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觉悟,这是孔子对殷周以来根深蒂固的"命"意识之功能所以能作出富于时代变革意义之扭转的底蕴所在。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     

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

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的说法,因其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与对弟子的随机指点而呈现多元的意义,甚至引发墨子对儒家之"命"与"天命"说的批判。探究孔子对"命"与"天命"在概念上的意涵,及其为何如此诠解,正足以表征儒家之特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使命感,与面对主客无法和谐之际、人我疏离之情境下的自处之道。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再论担保之竞合

担保之竞合包括物保与物保之竞合、物保与人保之竞合和人保与人保之竞合三种形态。就物保与物保之竞合而言,在处理上一般不会发生问题。就物保与人保之竞合而言,台湾＂民法＂物权编的最新修正一改过去的＂物保最终责任原则＂,而改采＂物保与人保依比例分担的原则＂。就人保与人保之竞合而言,应在区分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基础上,明晰按份共同保证与连带共同保证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连带及共同保证＂的概念。     

萨特现象学本体论的理论构建及其现代性质

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具有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即现象学本体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我思＂、＂自在之在＂与＂自为之在＂的思想理路研讨来诠解这种本体论的构建和纲要，并以此说明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已经改变了具有时间性、派生性的实体性本体观，而把＂第一存在＂仅仅作为万物显现的基础和＂意义的激发者＂。这种木体论不再坚持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所惯有的本体性原则，而试图以一种非实体性非人格性的本体来消除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而代之以现象一元论。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略论宋代命遇观念与诗学

考察宋代命遇观念对诗学的渗透与影响,可以发现宋代士人既主张顺应命遇与超越命遇,同时又主张坚守道义。在诗学上的反映则为既主张“文章尤忌数悲哀”、“冲澹以自守,遗佚而不怨”,以得心态平和;又主张“眷眷王室”、“一饭不忘君”,要求关注家国。在风格方面既要求平易柔和,又气魄雄壮。论文认为这正是宋代士人的人格与诗格的共同要求。     

“五十而知天命”的时间现象学阐释

从十五志学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生命历程的自道中,"五十而知天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为了理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需要对孔子的生命自道进行一个现象学的解说.本文从年龄的现象学出发,结合孔子五十岁左右的生平事迹,分析展开了天命之知在孔子生命历程中的深层义涵·凸现了孔子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斯文之命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密切联系.     

才全而德不形——读《庄》漫笔之十

庄子是先秦时代对个体命运感作出最为突出阐述的哲人。在传统的天命观的笼罩下,命运感的抬头所反映的乃是社会化进程的扩大中个人意识的生成与孽育。庄子认为,既然死生存亡、穷达毁誉、饥渴寒暑这一类事情的产生,不是个人的智慧所能预料,那末就不要让这一类充满差异性的事情扰乱了自己对于事物通同性、亦即统一性的认识。只要对于事物统一性的认识不被扰乱,那末生命展开过程的种种得失就不会进入自己的心灵。庄子所提倡的人格是“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即知之全也,所谓知之全,即是所知为其大者,为其整体者也,是一种带有总体性的认识。如何对待命运,亦即是如何对待人生,这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总体性的认识,而且还是一种总体性的生活态度。所谓“德不形”,是说德浑化于无形。因为在东方专制社会的环境中,特别是作为弱者,才或德的外露是一件危险的事,才与德之浑化于无形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德充符》篇比之《养生主》与《人间世》,在对东方国家个体存在论的阐述上,又有了新的推进。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命”与“分”》：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

李锦全先生的作品《“命”与“分”》通过三部清代小说，揭示了理学“命”“分”思想在当时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了理学“命”“分”思想的实质及其负面作用，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开出了理学研究的新生面，给予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