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孔子“同命”乎?!——“安之若命”与“畏天命”的内在联系

"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儒家与道家虽然分别阐释了"天命"或"命",然而这些解释都是与当时自然及社会生产力状况紧密相连,不能简单地将庄子的"命"等同于孔子的"命",亦或反之。实际上,他们在对"命"的态度与取向上有着内在联系。"畏天命"也好,"安之若命"也罢,都是重新拷问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必然。     

从天命到命运:王安石命论之演进

王安石的命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天命的角度来阐述自己对性与命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对第一个阶段性命论的深化,具体阐述如何才能做到天人之道相合,从而达到"通乎命"或"正命"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是从命既有天命又有命运的含义提出了"莫非命矣"的看法,主张要实现对命的自我超越,进而将全副的精力用于人事。所以,王安石命论总的倾向是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而绝非学界所认为的其命论带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

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的说法,因其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与对弟子的随机指点而呈现多元的意义,甚至引发墨子对儒家之"命"与"天命"说的批判。探究孔子对"命"与"天命"在概念上的意涵,及其为何如此诠解,正足以表征儒家之特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使命感,与面对主客无法和谐之际、人我疏离之情境下的自处之道。     

乐天知命故不忧——论中国文化中的“命”

“尽人事,听天命”、“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箴言,涵育中国人达观、睿智、不怨天、不尤人的平和心态.由此衍生出的“知命”、“畏命”、“正命”、“非命”、“认命”、“制命”和“造命”等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极富魅力的哲学命题和为人处世的人生指南.     

论“命”压迫的消解何以可能——从《列子》文本说开去

＂命＂隐含了一种不可违抗性的特质,所谓＂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当每个人个体生命面对＂夭与寿＂、＂贫与富＂、＂贱与贵＂、＂穷与达＂之＂命＂的安排而产生一种压迫之感时,《列子》一书给人们开出了消解这种压迫感的＂处方＂：以德观之、素位行之、以齐待之、以时抓之。虽然,这四个＂处方＂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命＂的现实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摆脱＂命＂压迫之下所产生的焦虑感,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安慰和解脱。     

论孔子的"天命鬼神观"

孔子开创"人文之学",以"仁"释"天",以"义"克"命",悬置"鬼神"以立人生价值于求仁立德上,表现出反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其实质是对人的"自我主宰性"的肯定和尊重.     

庄子论命与生死

命与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的重要问题。先秦诸子对命都非常关注，庄子亦然。而关于生死问题，则尤为庄子所重视，因为它是庄子人生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庄子对命与生死均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守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与心性的宁静和淡泊，庄子把精神的自由、自在与心性的宁静和淡泊看得比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     

孟子正命论初探

孟子虽然信守天命论,但在天命中加入了人意的成份,在宣称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的同时,断言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来避免意外的变故而达到寿终而正寝。这不仅体现了孟子与孔子对天命的不同理解,而且与尽心知性知天一起构成了孟子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燕梦卿与林黛玉比较研究

燕梦卿和林黛玉是中国小说史上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淑女形象的理想化呈现。她们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以“草木”喻人,借物之高洁品质来写人之清净性情,并暗含人物的命运走向;情与礼的融合,表明作者对自然人性的欣赏;以早逝为结局的人生命运,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的书写模式,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种种思考和感悟,而不讳谈生死的写作态度则是作者肯定了死亡对美善的积极意义。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

流浪是文学书写中的传统母题,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主要体现为远方的追寻者、徘徊的怀疑者及无力的漂泊者三个方面。正是在“茫然的时代”“异质的文化”和“艰难的寻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此外,朱英诞还以诗意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回答了如何面对和解决流浪这个命题,即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     

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间情怀与天人呼吸——论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在常年的疾病和亲人的死亡挣扎和领悟中的结果，他对生命热爱而又超脱、看似离世却又总依于人间的情怀，使他在俗世的空气中作着天人的呼吸，体悟着生命的真谛，这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完美融合，我们可以在他所表露出来的对“新”和“夕”这两个相悖的词语的喜爱中体察出来。     

儒家道德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启示

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追逐,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令人堪忧。儒家道德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宝贵的精神资源。从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入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这不仅对培养人民群众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良好健康的引导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与每个国民的切实利益息息相关。     

李退溪对孔颜之乐的阐释与发挥

李退溪关于乐的思想和处世态度源于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受到朱熹思想的极大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挥。李退溪认为人生之乐有两层意义即与道合一之乐与纯粹审美之乐,既起桥梁、媒介的作用,同时又是目的本身。达到乐的境界的基本态度与方法是持敬与践履。     

读书·审美·教育·人——朱光潜美学教育思想再审视

朱光潜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也蕴含着他的美学思想,他认为通过读书来获得审美常识,尤其是懂得美学中的距离美、审美移情这两个原则,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的教育生活中,获得一种超越自身的可能,从而使个体自身不再为日常琐事而困扰,取得一种豁达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在情感与理智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的自身全面发展。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朱世泽与《考亭志》辨正

朱世泽于万历十六年前后编纂并刻印《考亭志》十卷,为历史上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建阳考亭书院志,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全面记述朱熹考亭书院历史的书院志书。由于此书极为罕见,以往对此书的内容、编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点等均存在不少失误,故应逐一作出考辨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