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鲜明 内容丰厚——评《中国书院辞典》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文化载体,从唐、五代产生以来至20世纪初,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书院的研究,在沉寂多年之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15年间,海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研究论文达五百余篇,出版的各类专著、史料近四十部。在繁花似锦、争奇斗妍的书院研究百花园中,由季啸风、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等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院辞典》,是海内外第一部书院研究的专业     

书院研究中的社会文化视野 读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有感

书院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教育、学术中心 ,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各种功能于一身的文化组织形式 ,她的历史不是一部简单的制度史 ,而是一部以书院为平台而演绎的文化史、社会史。要梳理清楚她的发展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洪波先生的《中国书院史》则是这样一部完备的书院史 ,他阐述了书院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以及走向世界并最终改制的基本发展历程。邓先生长期以来专攻书院研究 ,享誉国内外学术界 ,他论述的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 ,资料的丰富和翔实 ,无庸置疑 ,学术界目前尚无出其右者。但…     

论清儒沈近思与临颍紫阳书院

创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的临颍紫阳书院是河南省唯一一所紫阳书院,书院创建者沈近思是清初恪守程朱之学的醇儒。沈近思创立紫阳书院与其学尊程朱,通过书院在中原大地传承程朱之学有关;也是其作为一邑之长,以书院为平台教化乡里,实现治化的重要手段。沈近思在临颍紫阳书院形成的书院观与清代雍正晚期的书院政策有一定关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2011年中国书院研究综述

2011年书院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相关文章240余篇,出版著作5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这些论著围绕书院改制研究、书院传统与当代教育研究、教会书院研究、书院历史个案研究、书院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书院与文学、学术研究、书院藏书研究、书院研究综述、海外学者对书院的研究等九方面呈现其研究成果。梳理其中的学术发展线索,对于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书院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较大价值。     

论书院的形态

历史上书院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除授受儒家学说的教学型书院外,佛道的宗教书院、官员休憩的园林书院、宗族的祠堂书院等以不同形式存在。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因社会向慕、威权压力和书院的民间性等原因而发生。认识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对从整体上把握书院发展史,认识书院文化形成的多元取向,形成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或有帮助。     

陕西书院的历史概貌与区域特征初探

为了整理研究陕西书院的历史概貌与区域特征,采用历史考证、统计与分析等方法,研究认为:陕西自唐代以后日渐沦为全国书院发展落后区域,多灾多难的社会环境、日益衰弱的经济基础、教育之传统与思想文化之保守等是陕西书院发展历史的最主要背景。作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陕西书院,在陕西学术、教育、文化史上的历史留痕是不可忽视的,而关学与实学的标举发扬是陕西书院划在中国书院史上的最亮痕迹之一。     

胡瑗和安定书院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五大书院对后世影响深远,即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泰山书院、紫阳书院、安定书院,其中建立在浙江湖州的安定书院和它的创始人胡瑗,由于其独特的教学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也被称为“湖学”载入史册。     

书院视角下的学术与文学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方式中,书院是重要而又独特的一种。它不仅如官学教育体系那样具有教育职能,宋代以降,还常成为学术文化培养和传衍的基地,兼具学术及学派策源地的功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元代的师山书院、太极书院、明经书院;明代     

清代韵语类史籍《四言史征》考论

韵语类史籍读起来朗朗上口,适合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康熙年间由葛震编纂的《诗史》即是成功的一例,此书后经曹荃注释,改名曰《四言史征》,两者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不尽相同。此书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也得到名人大家的鼎力支持,是一部重要的普及性史书。     

理论引退与范式调整——《人天宝鉴》及其融合思想

《人天宝鉴》是一部佛教笔记体著作,此书在内容上广收儒释道三教和禅教律三宗先德尊宿之言行,在编纂手法上则采取案例筛选和文本剪裁的方式,以此来支撑和印证佛教融合理论.此书是佛教融合理论在禅宗文献领域的一次初步实践,不但标志着融合思想的论证策略发生了转向,也意味着其发展层次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吾道不孤”——记福建建阳考亭书院与考亭村

位于福建建阳考亭村的考亭书院,是朱熹生平创办的最后一个书院,加之形成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考亭书院成为朱熹教育后代的文化摇篮,成为宋代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

流浪是文学书写中的传统母题,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主要体现为远方的追寻者、徘徊的怀疑者及无力的漂泊者三个方面。正是在“茫然的时代”“异质的文化”和“艰难的寻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此外,朱英诞还以诗意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回答了如何面对和解决流浪这个命题,即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     

朱熹对命的思考

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范畴,朱熹论命有天命、性命之义,由此引出命的两个维度,即从理与气、所禀与所值讨论命,赋予命以丰富的内涵.其中尤其重修德行仁,这是从道德层面谈命.天命在我,强调主体对命的把握,这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命.他对命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表现为提出知命、致命、改命,并在实际生活中践履它.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吕祖谦朱熹共讲月泉说质疑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朱德廉政思想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朱德的廉政思想是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者精髓,并在中国建国初期经过实践探索的理 论体系,朱德廉政思想的内涵包括重视党内教育,完善党的纪律,坚持以身作则等方面的内容,至今仍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之成书及其版本流传

晚清广州广雅书院第二任山长朱一新辑其答门人及评课卷语而成的《无邪堂答问》,内容涉及古今中西之学,贯穿着对"世风"和"时务"的关注,是朱氏文化视野的集中体现,也是书院教学理念与清末岭南学界关注热点的反映,对当时士人颇有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迄今对该著作之研究,多着意于文本内容的解读,本文则拟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考察该书的撰著缘起、版本及其流传情况,庶几补前人研究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