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德性论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阐释

西方德性论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多元理解样态,构成德性论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以一种形态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来总体考察德性论,更能发觉德性伦理精神自我发展和演变的内在有机生命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形态气质。在道德世界中,德性论存在的全部努力在于面对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将自然形态的个体自我提升为道德形态的主体存在,和谐地解决道德与自然或幸福之间的现实同一。然而,不管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式抑或康德式的德性主体来说,这都是一项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任务。     

麦金太尔对道德合理性的反思与探讨

麦金太尔认为,要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就必须复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以形而上学的生物学目的论为前提、以希腊城邦伦理为基本维度、以善的生活为核心要素的。在批判继承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麦金太尔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内在善物,实践的完整性要求实践主体践行德性。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回归和扬弃,也是对道德合理性问题的有益探索。     

论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

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在现代启蒙伦理的发展史上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质,他试图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重建伦理的最终基础,但是在思想中又留下许多经院哲学的痕迹;他与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英国经验哲学不同,在伦理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伦理学的许多论题,但又不是从德性论而是从法则和义务的概念出发,甚至把所有伦理的东西归结到作为最高立法者的神圣意志上。他的伦理思想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康德所继承,而他的旧形而上学却被康德所摧毁和改造,但无论如何,前康德哲学的最重要努力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核心。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着两种幸福观的差异,甚至将这种差异扩大到综合论与理智论之间持续不断的理论论争,往往纠结于哪种幸福更重要和根本。这种论争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细致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缺少思想史的考察和整体的判断,并不能凸显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置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德性伦理的理论背景中考察,又能够放在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对现代规范伦理的理论反思中凸显复兴德性伦理的幸福意蕴,会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根本特点,体现出他所特有的"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论西方德性伦理的缺陷及其现实发展

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其传统始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使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成为古希腊伦理的根本形态。而在近代由于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开始被规范伦理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复兴,大体上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形式:"一是所谓的共同体主义式的变形;二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所谓明智论的变形。"它们分别以麦金太尔、努斯鲍姆、麦克道尔和伽达默为代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不能作为主导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行为。     

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来看"GNH"关怀

幸福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幸福快乐论和幸福德性论出发,寻找社会发展"GNH"关怀的理论依据,这对矫正"GDP"崇拜,抵制消费主义快乐观,坚持"中道"德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     

试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德性”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品质,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康德认为德性乃是有限的存在者,例如我们自身所能希望获致的最高的道德状态。两人对德性的解释异中有同。     

康德论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

作为证明道德法则和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叙事通过故事、小说、传记、辩难、道德问答等具体形式在康德伦理学中得以应用。在向"德性伦理"回归之呼声愈加强烈的背景下,通过对康德论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及其注意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对加深康德伦理学的理解,深化对叙事伦理的认识,走向德性伦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追寻美德——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归与反思

纵观西方伦理历史,德性伦理经历了由盛而衰到复兴这一过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伦理、近代契约伦理后,逐渐衰落,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到了现代,它又重新被许多伦理学家认识,成为继元伦理、规范伦理后最引人注意的理论,其中对德性伦理贡献最大的当属麦金太尔。综观西方德性伦理的历史,结合社会现代性特征,我们能够合理地推论德性伦理将走向一条辩证复归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有着实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道德支离破碎,德性伦理将与其它伦理形态共建一个动态、多元的道德体系。     

从规则伦理到德性伦理的伦理嬗变——从现代性的德性危机谈起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德性伦理出现复兴。从社会历史条件看,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中世纪的超越性道德源泉遭到消解,随之而来的道德文化未能提供相应的普遍性价值源泉,现代性的道德问题造成人们心灵无序状态,德性危机与日俱增,德性越来越边缘化,从而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背景。从伦理理论背景看,以功利论和道义论为主的现代道德哲学,以规则为核心,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为己任,无法解决行为者内在的心灵无序状态。人们开始不满于近代以来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因此,德性伦理以其相对于规范伦理的优势而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情感思想比较研究

在情感思想上,在自制者与具有完满德性之人的区分、情感不是行为良好的保证等方面,康德与亚里士多德是有共同之处的。但在解释情感与德性、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则要比康德主义更具优势。     

“三分伦理”下的“德性观”分析——兼论建构“公共道德空间”的可能性

立足“伦理三分”并在辩证分析康德“德性论”的基础上，超越康德“两个世界”论的局限和麦金泰尔观点的西方想象，以“公共道德空间”的开拓为目标，以“实践与三个世界”的形成为旨归并在建构“新德性论”的过程中人类完全有可能推进自身的道德建设。     

康德道义论的目的论审视

人们通常把幸福论 (功利论)称为目的论，把康德的道义论称为非目的论，由此把两 者的对立归结为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的对立。但是，尽管康德的狭义道义论的确不是幸福论意义上的感 性目的论，但毕竟是一种把理性本身直接当作最高目的来加以尊重的理性目的论。而在康德的广义道 义论即至善论中，幸福则作为一个从属于德行的目的而被康德容纳于至善这一总目的之中。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康德德性义务的道德哲学解读

康德通过对传统德性品质观的批驳,确立了德性范畴的新内涵,将德性视为遵循义务法则时意志的道德力量。在他看来,德性力量的本质基于主体自我内在的自由原则,其全部的职责在于与违背道德法则的恶做斗争,从而获得德性赞誉。德性行动的普遍规范意蕴虽来自于义务法则,但由此形成的德性义务却不同于德性本身,主要表现在自我和他人两大义务目的上。康德提出的关于德性-义务范畴的新理念,开辟了西方德性论发展的新视野,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德性存在的价值意义及探究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转换有着重要的启示。     

目的论模式:德性正义与群体取向——亚里士多德正义观简述

在西方正义思想史上,"以伦理学、价值观为主题的古代正义论"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在对古希腊传统的正义观念进行继承总结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其正义论证模式是典型的目的论,其正义实质内容是内在的德性圆满,其正义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群体本位(城邦公益)。     

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

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是两种关于道德性质、功能、作用等的伦理学说和道德价值理论。道德目的论以道德为目的 ,认为道德本身即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善 ,道德工具论以道德为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 ,认为道德只具有外在价值和手段善。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但都未能科学地解决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犯了割裂目的与手段的错误。新道德应当超越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的对立 ,实现道德目的与道德手段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