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用人口问题为主线连接起来,指出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向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过渡,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对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解决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深层次、综合配套的体制改革.     

中国劳动力成本合理转变分析

为探讨中国劳动力成本合理转变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人口红利效应的递减、劳动权益保护的落实等因素,劳动成本上升趋势已然出现,认为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市场机制发展等障碍,提出优化劳动密集型企业、改善就业环境、合理规制市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政策建议。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及其理性认识

本文首先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特殊制度背景,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揭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制。然后以此作为分析工具,从宏观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演变趋势出发,探讨"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     

中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转折点探讨--基于中日比较的视角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基本变化。基于3个假设,借鉴日本城镇化水平、人口变动、经济转折点经验,结合中国城镇化未完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的实际,利用1990—2014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左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在到达转折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能满足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政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要把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招工难”问题的成因与对策——以苏北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地区经济已发展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本文选取苏北地区（其中包括徐州市、盐城市、淮安市、连云港市和宿迁市）为调查地,运用日工折算法,计算该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结果表明调查地区已经发展到刘易斯转折点后,运用刘易斯二元理论和劳动力供需模型分析该地区“招工难”的成因,并为解决“招...     

中国农村城市化模式的需求分析

文章从需求方面研究农村城市化的模式。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的迁移趋向进行了统计分析,建立了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目标选择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和城市化迁移选择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迁移行为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得出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模式不能以小城镇为主等重要结论。     

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及其经济学意义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和再认识,运用刘易斯转折点及发展含义分析了＂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证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放弃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劳动者同质的假设,利用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改造模型,根据农民工正处于代际交替及＂质＂的差异性明显的事实,构建了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该模型能同时解释＂民工潮＂和＂民工荒＂产生的原理,并证明了＂民工荒＂是现行工资未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致。结论是：中国不仅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甚至未达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仍然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还有较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用工荒＂是现行工资低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的结果,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途径。     

山东省农村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社会影响

山东省农村人口的发展,呈现出人口增长率减慢,人口数量与规模依然庞大,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下降,农村人口流动与迁移的势头不减,老人、妇女和儿童成农村常住人口主体,农村人口居住地由自然村和行政村向社区聚拢等方面的现状与特征。这些现状与特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客观上导致了现代农业发展自然继承人缺位的局面,既加快了农村社会重置资源的步伐,也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农村社会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造成了重大压力。     

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从人口结构变动来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农村人口老化对农村人口发展及人口城乡分布影响研究

在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加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着农村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在老龄化高峰和死亡率高峰到来时导致农村人口负增长。农村人口负增长将改变城乡人口比例、提高人口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方式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逐渐转变为农村人口死亡减少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方式。     

农村人口转变与农业强国建设

建设农业强国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立足基本国情农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本文构建了农村人口转变与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未来农村常住人口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研究表明，到2035年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足6 000万人；到2050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总量与总人口之间的比值将下降到20%～22%之间，农村16～64岁劳动力与农村总人口之间的比值将下降到50%以下。农村人口转变将影响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深刻改变传统的人地关系格局、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偏向路径以及加速推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迈进。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新征程中，要根据农村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数字化、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培训体系以及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基于信阳市东双河镇10村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对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农村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村留守人1：7中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比重偏大,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失衡,严重影响农业产出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推广。因此,应从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转变、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立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民农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和女性流动人口的逐步增加,农村女性流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而且逐渐形成一种新模式——家庭式迁移。积极探索和研究农村女性人口家庭式迁移这一新模式,对了解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的现状、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国外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从理论上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已经形成不少学说,包括宏观视角的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推拉模型、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以及微观视角的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斯塔克新迁移经济学等。对国外学者就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概述,并探讨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     

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与江苏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运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江苏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限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多被资本所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使得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导致农业边际产出下降,降低了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也制约了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使得劳动收入比重长期保持在下降的趋势。对上述结论运用江苏的数据进行验证,证实了二元经济下巨大的就业压力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发展经济学中三个经典人口转移模型评述

对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人口转移的三个经典模型进行解读和评述。刘易斯模型指出了人口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但其模型假设过于严格,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考虑了农业在人口转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但是忽略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人口转移过程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有机关系。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在存在城市失业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转移问题,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他主张主要通过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问题,因而阻止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向城市转移等抑制人口城市化的政策是不可取的。最后总结了三个模型对认识人口转移的启示。     

世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展望与影响应对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率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特殊类型,是在无迁移人口条件下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和增速、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快速变迁的现象。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首次勾勒出21世纪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对比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数据,发现世界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开启的作用机制在于低生育率水平预期。进一步展望世界人口负增长趋势,不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区域和国别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差异化等特征与人口负增长伴随;通过减少劳动力资源、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增加社会保障压力等方式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以及通过总体和个体视角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在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亟待从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分类实施家庭计划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视角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影响。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基于DEA非参数估计方法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中国第一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离各生产要素对第一产业的贡献值来探讨中国城乡人口流动问题。测算结果表明:返乡浪潮的出现解释了城市"用工荒"现象;1963-1975年的人口增长率为24.72‰,由此预测,这部分劳动力在2013-2031年陆续返乡,可能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城市"用工荒",并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造成影响。     

江苏农村人口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经过对江苏省人口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2000年以来江苏农村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但高学历人口比重仍然偏低、迁移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就业一产比例较高。进而分析这些变化特征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指出：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就业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正相关。而人口数量、就业人数、外出人口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呈负相关。人口众多、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劳动者技能较低,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加速城镇化进程、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