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作为一种美德，“中道”就是适度、适中，它是对过度与不及的否定，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作为选择时的一种实践智慧和选择美德的方法论，在今天仍具有可取之处。     

为什么是道德的？

一个人追求美德 ,是因为美德就其自身来说 ,虽然是对他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 ,因而是一种害和恶 ;但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 ,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 ,因而是净余额为利的害 ,是必要的害 ,说到底 ,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利 :美德乃是一个人利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把美德作为利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的人 ,逐渐地 ,便会因美德不断给他莫大利益而日趋爱好美德、欲求美德 ,从而便为了美德而求美德 ,使美德由手段变成目的。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论亚里士多德正义论中的现代性因素——以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美德的限度为中心

在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一向被视为西方古典哲学及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代表.然而在关于正义美德的理论中,亚里士多德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文本中揭示出了具体的正义美德本身的限度.这些论述使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具有现代思想的某些重要特征.而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正义美德的这一特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这不利于麦金泰尔本人所倡导的复兴美德传统运动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论

正义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和政治学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正义就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分配 ,他指出分配上的比例平等实质是等级上的不平等 ,说明了正义是中道、一种美德。认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 ,有助于我们今天建立正义理论体系 ,处理好社会分配正义问题。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论西塞罗友谊观的特点

西塞罗认为友谊以美德为基础,是品格、兴趣、意向、目的和谐一致并为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共享的情感.他提倡为友谊而友谊的崇高而纯洁的友谊观.但西塞罗又是一个务实的罗马人,并不排除朋友之间地位、才智、财富上的差别,而主张通过平等、尊重和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强调友谊的崇高又力图使友谊符合实际,并联系罗马国家的实际情况论述友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另外,其友谊观还渗透了斯多葛派的哲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新探

<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有关美德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美德是<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遵循其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理性路线,认为公民幸福生活必然依靠个人的社会性的德性实践才得以可能.<政治学>则为保证这种实践提供了社会伦理、政治的可能.现实的城邦应以正义为标准,正义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德性只有在个体美德和社会伦理统一论中才具现实性.     

道德意志在美德中的隐与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美德观之比较

道德意志通常是指人们在道德活动中为了道德的目的克服阻力和困难的精神力量和持久力。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强调欲望与理由等心理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因而道德意志并不显现于其美德概念中。康德的美德概念强调自我强制,恰恰是对道德意志的彰显。二者对美德的规定不能很好地反映道德意志在美德生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从美德的层次性、美德的类型和情境相关性、美德的生成动力等方面来考虑,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美德观之间的差异、道德意志与美德的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 德简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美德伦理学的理智偏见

在伦理学上,对美德和技艺之间差别的争论已有很长的历史。我认为这在西方是鱼龙混杂、令人气馁并且对人类的繁荣昌盛方面往往是有害的历史。它产生了一种杰出人物统治论,这种观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普通人排斥在人类美德的楷模之外。本文认为其根本问题就在于把技艺与美德的区分同生活方式的差异混杂在一起。这种混淆延续到了今天,是当代美德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 亚里士多德把技术或工艺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区分开来。技术涉及生产,其目的很明确,问题只是如何生产。而实践智慧是阐述目的本身,是以人类的繁荣昌盛为目标。工艺或技艺可用     

亚里士多德论有美德的行动

本文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有美德的行动的概念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一个真正表达了美德的行动包含了哪些重要因素,且每种要素是如何贡献到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当中的,以表明一个有美德的行动是如何被驱动的,而一个具体的行动过程又是如何被选定、如何有助于实现整体的幸福的。进而,笔者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做有美德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习惯的过程,而且必须要求理智上的卓越。     

所罗门商业美德思想探微

美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认为,目前普遍流行的商业隐喻加深了人们对商业与美德无涉的错误认知,掩盖了商业活动应有的真实面貌。他以亚里士多德方式来考察真正的商业生活,并由此指出一条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观解决商业伦理问题的实现路径。所罗门以亚氏美德伦理思想为资源,重点讨论了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个体与团体（企业）相统一的幸福生活并强调美德在实现“完整的人”与“完整的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罗门在亚氏美德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基本的商业美德和企业自身的商业美德。     

悲剧精神：从至善追求到本真生命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与尼采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伦理视野来规范悲剧的基本内涵,这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在反对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把悲剧理解为出自生命形而上学的生存游戏.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这种伟大艺术定位为一种审美的摹仿活动,导致了西方悲剧精神的没落.尼采认为,真正的悲剧艺术不是人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审美摹仿活动,而是在生存痛苦的深刻体验中出自生命整体的万物欢唱.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