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本文论述胡适与新诗艺术的关系，论述他的理论、创作实践对新诗艺术的贡献，他在理论上、创作中的失误和局限以及对新诗艺术的影响。试图在对胡适在新诗艺术中的作用的评价中，探讨新诗艺术的形成发展、艺术特色与局限等问题。     

论胡适新诗倡导中的话语策略

现代白话新诗取代古典诗歌取得诗歌正宗的地位,不是一个自然的、渐变的过程,而是通过一场有计划、有目的运动来实现的。胡适是策划、推动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对于胡适在这场新诗运动中的创作和理论实绩,历来毁誉参半。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从传播策略的角度来考察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价胡适的新诗运动,而且对于我们更贴切地理解文学史、探究新诗的发展历程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胡适英译诗《关不住了》的节奏尝试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从胡适的《尝试集》里的英译诗《关不住了》与原诗Overthe Roofs的对照中,可探讨胡适对现代汉语诗歌节奏形式的初步尝试,阐释新的节奏运用对诗歌功能表达的作用;新诗草创期诗人在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诗创格中,外来翻译诗歌的意义值得详细加以探讨。     

论胡适诗派

论胡适诗派步大唐新诗创作，始于“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提倡并创作新诗的，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他在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后，紧接着在次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较之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为早，因此...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论胡适新诗的叙事性因素

胡适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自不必说,胡适主张新诗"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口语入诗",并穷毕生之力创作和实践白话新诗。文章拟从胡适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探究胡适新诗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谁是“第一”：一个超越了时间刻度的问题

<正>中国新诗的第一人是谁？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在竭力排斥胡适，对《尝试集》多有挑剔，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新时期现代新诗研究的评论反正，就是从承认胡适《尝试集》的时间意义（个人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开始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何在，也常常落实为对白话文学的“第一”的认定上。无论是出于政治正确还是思想启蒙的立场，鲁迅的《狂人日记》都长期占据小说首创的地位，     

胡适新诗理论简论

我国的新诗和新诗理论都是从胡适开始的。他的新诗理论集中体现在1919年写的《谈新诗》一文中,也散见在评论、序言、通信中。尽管其理论并不系统,也欠深刻,但却代表了新诗开创初期的理论水平。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的诗歌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这个评价是公正的。     

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及深入拓展

一、新诗形式的营造及贡献———从《死水》和《再别康桥》看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形式尤其是新“格律诗”的贡献要了解《死水》和《再别康桥》的意义,我们需首先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新格律诗”的产生及其背景。从多种意义上来看,如有人所说,诗歌都是一种“在自由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从早期白话诗运动兴起时胡适所提倡的“诗体大解放”(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与“旧传统”决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谈新诗》),到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自由反叛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在其…     

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小说创作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但在“五四”前夕,作为新文学的最初发轫却是新诗。新诗在当时曾被称为新文学的“急先锋”。此后,在它发展的途程中,虽就行进的困难与曲折而言,更甚于其他文学样式,却仍是流派林立、风格纷呈和形式多样,从而显示了自己卓特的风姿和绚丽的色彩。 1916年7月,胡适开始尝试做新诗,于1917年2月1日在《新青年》上第一次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到1918年,除胡适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已有刘半农、沈尹默、李大     

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胡适新诗写作的美学追求及其影响

“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是胡适在新诗的初创时期提出的一个新诗写作的纲领性美学主张。这一主张的形成,既缘自于胡适对于白话新诗写作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的敏感,同时又与他业已形成的中西诗歌经验背景密切相关。它的内涵虽难于确切认指,但仔细分梳,却自有其意义流向。其从正负两个方面对于胡适和整个新诗写作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胡适国语文学观的实践

概括胡适的国语文学观在创作实践所形成的运用白话的基本态度 ,结合胡适新诗及戏剧的创作实践 ,分析胡适国语文学观在创作中的得失及其文学史意义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

１９１８年１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刊载了胡适等人的《诗九首》，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正式诞生。与此同时，在我们的东邻日本，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已经开始了新文学活动。他们积极筹办新文学组织，准备出版文学刊物。次年，“五四”运动“引爆”了他们长期以来“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这批文学青年中的郭沫若首当其冲，以“差不多是狂了”①的创作激情，写出了大量火山喷发式的气势磅礴、热情奔放的诗篇，引出一支突起于当时诗坛的“异军”。１９２１年６月，创造社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成立；８月，中国新诗的奠基作———郭…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在时间上仅仅稍晚于新诗史上最早进行格律试验的陆志韦，是新诗史上最早认真考虑新诗格律问题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孙大雨的新诗格律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格律理论应用于创作与翻译实践，留下了相当数量可谓圆熟的新格律诗文本。     

早逝之命与诗歌之塔——朱湘与中国早期新诗的规范化

本文首先肯定了朱湘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重新评定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问题,以及阐明朱湘的“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观点;其次,以“性”“朋友”“文章”为中心轴从正反两面探究了朱湘新诗创作的思想精神积淀与历史文化成因,并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了朱湘自杀的深层原由;最后,从朱湘创作由《夏天》期而《草莽集》期到《石门集》期,动态地详析了朱湘新诗的思想与艺术的成熟、风格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早期新诗规范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

本文以新诗史上的一桩悬案——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讨论对象，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首先检讨了在新、旧诗坛之间，胡怀琛特殊的身份及发言姿态，由此透视出新诗发生期复杂纠葛的诗坛格局；既而又从具体的诗学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中所暴露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即围绕新诗“音节”问题展开的争议，并剖析了“争议”背后的接受原因，以及新诗史上“声音”与“意义”间的内在张力。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