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庚子年间的谣言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至义和团运动期间,社会的剧烈变革与动荡,引发谣言空前奔涌。谣言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该时期的谣言,彰显出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满汉矛盾、帝后矛盾及中外矛盾等。与此同时,谣言的疯传,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迷信风气盛行,煽动了朝野上下的战斗情绪,使中外关系紧张,政局进一步恶化,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满洲休戚相关。日俄战争对清未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议和“将满洲交还中国”，清政府趁机废将军，建行省，加强了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其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为避免战后日俄垄断控制东北，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引欧美势力入东北，以遏制日俄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     

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

沪宁铁路成为官办外债铁路的原因1895年,临时兼任两江总督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提出沪宁铁路全路建筑计划。在最初的沪宁铁路建设方案中,张之洞只是主张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筹一段之款”,“办一段之路”,并无借外债修筑该路的意图。但是,沪宁铁路最终却演变成了一条官办外债铁路,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使沪宁铁路建筑计划的实施面临着官款难筹的窘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大量军费开支及战后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在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正如清政府户部奏折所反映,“方今国用匮…     

20世纪初期关于立宪期限的论辩——侧重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期朝野立宪期限诉求的考察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即表达了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艳羡.经过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志士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介绍,再加上报刊舆论对宪政制度的宣扬,到20世纪初期,宪政思潮逐步发展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潮流,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朝野上下掀起了立宪期限讨论的高潮,尤其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期政府官员关于立先期限的论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规划,使得颁布立宪期限成为宪政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中体西用是晚清三次新政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

中体西用思想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经历了形成、成熟和衰落诸时明，与晚清的同光新政、戊戌新政、清本新政相对应。可以说，中体两用是晚清三次新政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从中可以窥视出晚清社会思想的演变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启示和借鉴。1、中体西用是同光新政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虽然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但对其作全面的最初表述却是在同光新政开始时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的失败，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惊．朝野上下作出了不同的反映。1842年鸦片战争刚一结束，魏源就在《海国图志》一…     

析清末“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针对商办铁路出现的一系列弊端，决定改弦更张，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但由于清政府措施不当，各省借此机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以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人们情绪高涨，将与铁路国有连为一体的铁路外债也席卷进来，一并反对，而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     

简评清末商办铁路

清末商办铁路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 0世纪初 ,民族危难空前严重 ,朝野上下急思振兴之策 ,收回路权以及组织公司、筹款筑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作为清末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许多方面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清季路权问题与中国近代化意识

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列强借修约之机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攫取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借此打开中国内地市场,进行全方位的侵略运动。由此引发清政府内部围绕铁路问题的广泛讨论。本文拟以此间列强觊觎中国路权的侵略活动和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为切入点,剖析在传统小农思想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交互作用下,清末近代化意识形成的历史渊源。     

晚清借债筑路活动的再认识

晚清借债筑路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借债筑路活动是洋务求强活动的继续。借债筑路是清政府在国家处于半独立情况下的利用外资活动,在一无资金,二无人才和技术的情况下,依靠外国进行铁路建设,要保持完整的利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借债筑路活动成效显著,初步筑成了中国国家铁路网络,促使了中国交通的近代化。借债筑路的主要方面应该给予肯定。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满族开明派与晚清现代化——以端方为考察中心

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为开明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数省督抚等要职,在政坛显赫一时。端方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促动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和外交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端方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日本殖产兴业政策的实行与铁道知识的传入

＂殖产兴业＂政策是明治政府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制定的重大经济政策。政府于1871年派出以岩仓具视为正使的代表团远赴欧美,其中对有关铁道信息的收集为铁道知识在日本的传播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     

晚清人士谈新式企业管理弊端

晚清人士分析了新式企业运行中的各种弊端。他们批评政府以行政权力处理企业经济事务,使企业沾染了封建衙门作风。他们指出官办企业机构臃肿,不讲经济核算,舞弊贪污严重,效率低下;批评官办企业创立与经营过程中的人治现象,指出了决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揭示了官督商办企业因为官方干预而产生的各种弊端,指出了企业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严重失误和弊病。他们还分析了官商合股的商办企业存在的家长制管理缺陷。他们对新式企业弊端的批评反思,极大地推进了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清末两次“保和会”参与之前后

189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清政府决定批准1899年海牙公约中的三个。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能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1904年,为了通过红十字会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清政府开展外交努力,完成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与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约。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清政府再次参与。会后清政府经仔细研讨,批准第二次保和会十四约中的八个。清末两次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