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空心化村庄废弃地整理潜力研究——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

空心化村庄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是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矛盾激化与问题积淀。对废弃地整理是协调人地关系、缓解人地矛盾的有效手段。本文以邳州市空心化村庄为例,在对空心化村庄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空心化村庄整治模式采取对应的废弃地整理潜力测算方法,测算出邳州市可调整建设用地指标近1/5。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资源下乡、私人关系与村庄秩序——以T村绿化工程承包权竞争为例

从村庄内部的视角,以T村村民与村支书竞争村庄绿化工程的承包权为案例,通过对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自己人/外人”区隔,考察当前“项目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精英在公共项目竞标中的行动逻辑及其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对乡村干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当前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私人关系化”的明显倾向;公共资源的事务竞争常常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人事斗争,最终往往为打败对方双方都采取了非理性的争夺手段;这种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行为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纠纷,导致村庄一步步走向失序。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基层权力约束及其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是村庄承接下乡资源并且避免意外社会后果的基础条件。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社会却进入空心化、原子化的状态,许多村庄社会秩序混乱,村组织管理失效,村庄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失地农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性的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着农村社会组织制度,从而也决定着公共性的走向。集体经济和土地增值收益是当下重建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需要与农村社会相契合的法律和制度做保障。     

转型期农村干群矛盾的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进入了剧烈的转型期。由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 ,各种体制不配套 ,导致农村干群矛盾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都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尽管农村干群矛盾出现了这些新的变化 ,但是 ,它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只有科学地分析和定性新时期的农村干群矛盾 ,才能妥善地化解农村干群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形式化民主：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再认识——以浙东A村为例

富人治村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样态,对基层民主具有重要影响。浙东A村的经验表明,在富人治村的民主实践过程中,村庄政治朝着寡头化的方向演变。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是形式化民主,具体表现为民主选举金钱化、民主过程程序化和民主治理私人化。形式化民主是由民主政治法制化、参政资格经济化和政府与资本结盟共同塑造的。形式化民主不符合基层民主的发展方向,并造成基层民主萎缩、基层政权合法性受损,村庄的公平正义被破坏、村庄矛盾增多,最终导致村庄发展不可持续。富人治村的民主实践不能脱离群众,要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转型期农村干群矛盾的历史分期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剧烈的转型期。由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各种体制不配套,导致农村干群矛盾的发展、变化都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阶段,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都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因此,只有科学地分析和界定转型期农村干群矛盾的历史分期问题,才能根据不同阶段干群矛盾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化解农村干群矛盾,改善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导向,从社会建设的和谐理念出发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学会和掌握用社会工作理念和专业方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吸引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它确保机会公平 ,保证起点公平 ,维护过程公平 ,缩小结果的不公平。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有必要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理顺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非身份化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编制身份和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户籍身份的非身份化正在经历从外围到核心、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过程;编制身份的非身份化在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既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自身的变化,又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化。非行政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又一特征,非行政化是指行政级别在阶层分化中的轴心地位出现了非轴心化的迹象或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     

社会工作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其助人自助,维护人的尊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推进社会服务,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作用,维护了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具有科学化、人性化、柔性化的特征,有助于避免或化解许多社会矛盾,形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人际交往关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 ,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也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既遵循其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在从旧式现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的过程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 代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 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 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和整合;另 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环。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发展的深刻阐释,正是得益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注重其结构性考察。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结构是由人的活动关系造成的,因而要加快社会发展,就必须在人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上实现新的调整与转换。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合理选择,即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商业化与市场化,二是商品经济结构的常态与病态。其次是交往形式的持续扩大,即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合理应对全球化。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也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社会公正缺失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列举相应的措施,论述如何坚持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

本文从费孝通的《社会自理开篇》谈起,认为社会知觉可以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重点从知觉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人心中的一点"灵明"——社会知觉的概念,并把它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等五类知觉。同时认为,社会治理困局中遇到的社会知觉偏差主要包括自我偏误、人际区隔、刻板印象、归因谬误、认同偏差、群氓效应和知觉从众、自理失灵。最后,建构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自理,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再到知觉社会的理想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