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经营型治理：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中村庄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关中西部石头坡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论新形势下村官选用机制的构建

通过对罗定市“挂任村官”工作实践的分析，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得到两方面的启示：1．解放思想，广泛开发建设新农村的人才资源；2．创新选用机制，在基层组织中引入目标管理、竞争机制、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等先进的管理思想，注重个体优势和特长的发挥，激发内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竞争意识，规范行为，增强组织活力，进而提高基层组织的整体效能。     

卢作孚乡村建设成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卢作孚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三杰之一,其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如加强领导,促进农村交通、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建设等等。     

大学生村官应急管理体制构建方略

大学生村官作为村级特设岗位,是连接政府与村民、高校与社会的桥梁,同时也是培养新一代农村基层管理干部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文化素质好和科技素养高的优势,在提升其组织决策水平和农村治理能力的同时,提升其应急管理能力,进而促进应急管理体制的构建不仅十分必要也尤为迫切。应急管理体制构建的中心环节是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流程管理理论和案例分析,使大学生村官了解和掌握应急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操作程序,应作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重点。大学生村官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一是明确应急管理行为规范,包括事前预防行为规范、事中处置行为规范和事后恢复行为规范;二是构建应急管理行为评估指标体系,诸如评估内容的确定、评估考核办法的制定以及评估结果的运用等。大学生村官应急管理能力应作为其工作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此项能力的提升对于实现农村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村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加强村卫生所建设 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分析村卫生所目前存在设备简陋,服务能力有限、定位不准,管理不到位,乡村医生待遇不高、后继无人等问题,从改善卫生服务条件、明确村医职责、加强人才培训等方面对卫生所建设提出对策与建议,以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和谐村镇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和谐村镇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认真研究和谐村镇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全面、客观地反映和谐村镇建设的成就和进程，更好地指导和谐村镇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和谐村镇建设评价体系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客整洁和管理民主五个方面的5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和谐村镇建设的水平和成果。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基于村落保留观念的城中村改造路径分析——以济源市城中村为例

目前国内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实践各地均处于探索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一些中小城市的城中村,住宅建筑情况大多良好,盲目采取大城市建设城市型居住区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村落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群居方式,是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城中村作为原始的村落,在更新改造过程中要转变传统拆迁观念,以村落保留为基础,挖掘村庄特色,更要树立多样化的城市发展观念,改善基础设施,循序渐进,达到城市与乡村的自然融合。     

格莱珉模式与中国村镇银行的发展之路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都需要资金。而目前国内银行金融资本大量汇集于城市，广大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资金来源少。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格莱珉乡村银行在农村针对穷人的信贷方面做得很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孟加拉国的发展和农村建设。分析了格莱珉银行经营运作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国情，对发展我国村镇银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公平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之路——农村集体债务的来源及其化解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农村的推进都有可能增加村集体债务。借助于有关地方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研,文章提出在村集体增收困难,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制约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的提升可能会形成新的集体债务。对此,需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建立农村管理与服务的财政支持保障机制,防止无条件的达标与考核,以防止村集体化解旧债的同时再增新债。      

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心理资本研究——基于湖南的实证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群体。由于工作性质及培养目标不同,大学生村官比传统村官所受到的管理更严,肩上的担子更重,导致一些大学生村官在工作心理、工作环境等方面感到很不适应。基于此,对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在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等诸多心理资本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心理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以更好地激发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