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准确地说,"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鲁迅与左翼坚定地立足于文学的政治、阶级立场不同,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更倾向于认同政治、阶级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必与政治、阶级相关联。在必得选择文学的倾向和方向的年代,左联时期的鲁迅仍坚持把文学中的阶级等因素看作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因素,而不是政治、阶级立场问题。"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内在矛盾即在于其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不一致产生的内在冲突,鲁迅同样也面临着此种矛盾。他们的文艺观的理论窘境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对立、冲突,而是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政治与文学分开的历史现实使中国现代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思想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文学自由的理解。     

"诗性政治"论——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

在“再政治化”文艺思潮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可以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所提出的“诗性政治”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能够融通。“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学批评非常兴盛的时期,左翼作家们写批评文章的热情和读者对批评文字的空前的兴趣,明显带有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印记。论文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状况出发,指出了左翼文学批评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的作用;探讨了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如何又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读者的阅读眼光和阅读需求起着引领作用,对左翼文学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     

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政治式写作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

一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有很鲜明、自觉的主流倾向——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能够像左翼作家那样主宰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潮流，哪怕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左翼作家更大的文学成就。左翼文学的方向，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方向。左翼文学应合着革命实践运动对文学的要求而诞生，又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三十年代得以成长和壮大，其区别于“五四”文学和同时代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是它强烈而鲜明的政治实践品格。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三十年代，左翼…     

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形式”倡导中的创作问题

本文描述了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从“通俗化”、“大众化”到“民族形式”倡导的发 展过程，探讨了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化”倡导产生于抗战需要和战后复杂的国内政治矛盾的社会历 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了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民族化”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困难，以及“民族化” 理论的消解方式。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对源自西方的“性别”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一次严肃的追问和质诘，董丽敏专著《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开始就针对当前中国文化政治的困局展开：当“性别”被我们应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乃至学科建设时，其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究竟如何？     

身体话语与“文革”书写——《芙蓉镇》的文化政治学探析

本文以我国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芙蓉镇》为研究个案,以身体话语为切入点,从身体表征、性的话语、身体的抗争与僭越等层面探析文本的文化政治学意涵。本文将身体话语作为解析社会深层权力机制、厘清政治文化图景的镜语,试图在身体话语、权力以及文化政治三者的意义互动中构建对“文革”的历史书写新的阐释空间,从而揭示铭刻在身体之上复杂的权力关系,并由此展开对“文革”悲剧多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入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随着或者先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入世”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又向我国的政治文化提出了挑战。为此，我们应改进政治观念，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文化；完备法律体系，弘扬法律文化；塑造新的企业政治文化。完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作为特殊文学现象的“文革”文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当代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探讨“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