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国内学界关于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研究述评

河湟地区位于藏彝走廊与西北走廊交界地带,这里不同文化相互交汇,族群关系繁复多样.这一区域在族群互动中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生存秩序.本文试对21世纪以来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的研究作一综述和评价.     

博弈与重构:清朝前期河湟地区的基层社会与家族组织

清朝前期河湟地区基层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府县的设立,乡约、保甲的推行,让长期游离于国家政权边缘地带的河湟地区,真正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也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长期博弈的结果.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在这场变革中,家族组织的兴衰更迭扮演着重要角色.     

社会生态与民间信仰:青海河湟西纳地区的“猫鬼神”和“古典”

青海河湟西纳地区的"猫鬼神"与"古典"信仰并生存在,它们与遍布本地区的山神信仰乃至"王辩会"等民间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是河湟西纳地区久远以来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该区域文化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催生物。透过这些民间信仰的考察可以体认到:一种民间信仰只是一种文化表征,隐匿其后并催生它的是所在地区的地方社会本相。     

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

道教传入青海河湟地区后,与当地宗教文化民俗相结合,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河湟道教。本文以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尤其是以民和、乐都地区的道教与民俗调研资料为依据,提出了地方道教与民俗染濡并存,形成河湟地区特有文化现象的观点。     

空间与迁移:柴达木地区四次规模性族群入迁考察

4世纪的吐谷浑、16至17世纪的土默特与和硕特蒙古人、1930年代的哈萨克人以及1950年代以来河湟农业区的移民规模性入迁青海柴达木地区,使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吸引远来族群的接纳地.考察四次同一指向的迁移后发现:只要有足够的空间,由外而里的规模性入迁是历史之常数,其引发的与先居族群之间的接触、竞争、矛盾乃至冲突也在所难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间必定趋向理解与对话,使区域资源重新得以配置和共享,并最终实现族群之间文明的互动.     

试论北宋经略河湟区域的蕃族“汉法”经济法规

北宋前期处理河湟民族区域蕃族民户犯罪的基本原则是"和断罚纳",即因俗不强制采取统一刑律判决或服刑,而是以钱物代赎。北宋后期随着对河湟区域的开拓经营,河湟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蕃汉之间的交往日渐深入,以往"和断"法律政策逐渐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巩固对河湟民族区域的统治,北宋对其经济法律的政策随之发生了变化,北宋统治者出于维护河湟区域统治目的的需要,其法规从蕃法向"汉法"转变,体现出河湟开边之后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汉法"经济法规直接作用到保护蕃族人户的基本经济利益,土地买卖的开放就是河湟"汉法"经济法规走向进步的突出表现。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浅谈道教文化对青海河湟地区民族文化影响——以道教正一派在河湟地区传播影响为例

本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道教与河湟多元文化的互动为轴心,对道教正一派在青海的传入、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通过结合实地调研资料,以河湟地区受道教影响最大的乐都县与民和县为典型个案,解析河湟多元民族文化模式受道教文化影响的特殊现象。提出如下观点:一,道教与藏传佛教结合;二,道教与北方萨满文化的结合;三,道教对河湟各民族丧葬礼俗的影响等。     

以寿龄为名看明清时期河湟民族之融合

以寿龄为人名是明清河湟地区各民族中流行着一种非常独特的习俗。这种习俗来源于西域民族和当地的蒙古族,其中尤以蒙古族的影响更为强烈。在河湟地区,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习俗却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它不仅涉及到蒙古族、西域民族、女真族等众多民族的风俗,而且还展现了极为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它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河湟地区的社会及风土人情提供了鲜活的社会档案。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