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道教的清修观与文人的白日梦——唐五代道书与文人创作中女仙形象之差异及原因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唐五代女冠大都风流放荡,这种看法有偏颇。女仙故事是折射现实的一面镜子,较为全面地考察此期女仙故事,可以发现道书与文人作品中的女仙形象迥异,大量描写多情女仙的文人作品导致了学者对唐五代修道女性的误解,而道书中比比皆是的清修女性的形象则被忽略了。事实上,此期修道女性中风流人物只占少数。     

元和诗人文学生命沉浮录——读《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

20年来,尚永亮教授倾力于中唐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中唐元和诗人群体情有独钟,早在1993年即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从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等层面对元和诗人的心态动机、审美趣味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剖析。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唐五代词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

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统计,唐五代词人词作共计91人、凡1961首,其中具名词人凡80人,无名氏10人,敦煌词作者姑以1人计。有籍贯可考的词人共60人,主要分布于北方七省和南方七省,北方籍占37人,南方籍占23人,占籍北方的词人多于南方,与宋词作者多为南方籍形成鲜明对照。北方籍词人集中于陕西、河南、甘肃、河北、山西五省,南方籍词人则以四川、江苏、浙江三省为多。在80位具名词人中,唐代和五代各占40人,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较为均衡的创作阵容。唐代词人以中、晚唐为多,五代词人多集中于西蜀和南唐两域。在排名前30位的大家、名家中,唐代占10人,五代占20人,五代明显多于唐代。     

中国古代南方逐臣遗迹的地域分布及其旅游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大批遭受贬谪的文学家在其伤心之地先后留下了可供后人访寻和凭吊的痕迹与遗存,位于南方的古代逐臣遗迹保存至今者多成为旅游胜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其旅游文化价值不仅表现在为旅游者提供阅读历史的悲剧"现场",建构寄恨伤怀的精神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弘扬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的文化驿站的功能。因此,应当切实做好逐臣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使逐臣遗迹的旅游文化价值得以真正而全面的实现。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诗人行吟贬谪路——古诗词文化解读

"诗言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怀着"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有一部分人走进仕途为官从政.他们在官场政治斗争中艰难地周旋,一旦遭遇贬谪,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同时遭受重创.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文人的诗词,了解遭贬文人的人格变化、情感起伏及儒、道、释思想作用的程度.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花间词”的流行研究

如果将唐五代时期花间曲词看作文人之间、文人与民间情感能量互动行为中的"符号资本",那么花间词则可以看作是当时特定社会时期的流行文化符号。文章运用社会学互动仪式链理论,探究文人在"笙箫歌舞"的江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微观情景中,在填词的社会互动的仪式链的交换情感乐趣中,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选《花间词》这一"符号资本"流行的传播本质规律。     

从柳诗看柳宗元贬后内心世界──兼论贬谪流放文人心态

本文将柳宗元贬后生活分为三个阶段。永州时期、转折时期、柳州时期。并结合各个时期的诗作内容，分析其内心世界。旨在把极其后期思想变化轨迹，了解其诗歌风格成因。同时对于古代被贬流放文人心态亦有所论及。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中国古代排阵使述论

为了探讨排阵使这一职官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脉络,通过梳理历史文献的方法,研究显示:随着作战阵法的复杂化,唐代首先出现了排阵使这一职官,五代时任命较为频繁.宋代沿袭五代亦设有排阵使,但自澶渊之盟后排阵使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排阵使为高级武官的差遣,多以任节度使的武臣出任,或由军事指挥官兼任,也有以内侍担任排阵使的情况,此时多为排阵都监,更侧重监督的职能.五代时期尚武精神浓厚,因此选择排阵使以武勇为先.宋代由于实行将从中御之策,皇帝多选用亲信出任排阵使.排阵使职能不限于排阵,往往参与军事指挥和具体的军事行动.军事统帅往往身兼排阵使,或军事统帅本身负责排阵,因此排阵使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理由.     

北宋的治军之道及其启示

鉴于唐季五代以来骄兵悍卒的历史教训,北宋重建治军之道,使军队牢牢地控制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从而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军队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但北宋的治军之道也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一,“重文轻武”的治军原则;二,广收流亡的召募之制;三,“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北宋的治军之道严重违背了军事规律,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不合理的治军之道是造成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不堪、被动挨打地位的主要原因。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五代十国：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基于人口视角的分析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唐宋经济重心由北往南完成转变,期间的五代十国应该是其转变的关键过渡时期.从人口的视角,通过五代十国人口的迁徙、分布等情况,探讨农业、区域经济及对外贸易的特征及转变,以期研判五代十国乃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之关键时期.     

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中晚唐新旧士族斗争不断。在子弟登科问题上，双方利用一些科场事件制造事端，以获得各自子弟登科的最大利益。随着党争的强弱分化，代表科举出身的新官僚牛党全胜，子弟问题逐渐变成了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从而逐渐淡化。唐末五代的战乱对新旧士族官僚打击最大，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随之被消弱，科举考试逐渐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剖析后唐伶官现象

后唐时期,由于庄宗宠信伶人,遂使伶人干政弄权、败纪乱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伶官现象。剖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音乐艺术的充分发展使宫廷伶人地位上升、庄宗本人笃好音乐、庄宗用人政策失误以及五代政治制度败坏诸因素。     

隋唐时期的崤山南道

崤山南道在隋唐之前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通道。隋唐以后其取代崤山北道成为两京之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隋炀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崤山南道修建的高潮时期。修建后的崤山南道不仅扩宽了道路,种植了树木,沿途还修建了很多行宫和驿站,景色优美,行人繁盛。安史之乱后,皇帝基本不再巡幸洛阳,但仍有很多士人和官员行经于此,直至唐末。     

唐末五代道教神话述要

唐末五代是道教神话发展的高峰时期,崇道的时代氛围和神仙信仰的世俗化为道教神话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道教神话作品众多、类型齐全、弘教功能突出,在道教神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神仙信仰世俗化转变的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承前启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