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子学的创立与西晋门阀士族的形成

国子学创立于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它是以司马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满足门阀士族的利益,专为士族子弟设置的最高学府。西晋是两汉以来封建教育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国子学的创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且对门阀士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是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     

“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

作为宋元变革论系列实证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具体提出杨万里这件个案,通过解读其书信,考察了包括退任者在内,高官显宦在选人改官过程中的种种活动。维持家声与利益相牵,让杨万里这样清廉的官僚都使用了"内举不避亲"的借口,为子嗣亲朋的仕途升迁挖空心思地求荐。这些活动,显示了理想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发生极大的变异。由此一隅,可以观察到中层以上官僚荣耀背后的辛酸,以及选人这些大量的下层官僚奔竞于仕途的艰难。这种状况使我们看到,宋朝的政治家们在制度设计上苦心积虑,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的公平,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通向仕途之门,但却在下一道程序中,事实上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士族政治。异常严酷的仕途现实,导致多数士人绝望而却步,逐渐形成士人流向的多元化。透过这件个案,我们可以窥见到促成宋元社会转型的多种因果关系之一项。     

论唐代选官制度变革对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的影响

唐代选官制度经历了由前期重视出身身份到中后期重视科举考试成绩的变革,这种变革对唐代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士族女性在夫婿选择的价值取向上,前期重视门第出身,后期重个人才能。     

春风得意之欢歌,满腹辛酸之热泪——浅析孟郊《登科后》

科举诗是古人为表达自己对科举考试的喜怒哀乐,借助诗歌来描绘自己复杂多变、百感交集的心情。唐代科举诗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题材,为唐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孟郊的《登科后》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科举诗中描写及第的诗作不在少数,但唯独《登科后》广为世人传诵,且影响颇深。本文结合对唐代科举诗的理解,从孟郊的求仕之路、《登科后》的艺术手法以及《登科后》的另意解读三个方面做了浅要分析,表达了个人对孟郊及其名作《登科后》的一些看法。     

论南朝时期贵族教育的失误

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忽视对后代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因而出现了不少暴虐的君主和道德品质恶劣的贵族子弟;而士族门阀制度带来的重文轻武、轻视实务的社会风气,使一些士族高门子弟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毫无忧患意识,不仅丧失治理国家的才能,甚至失去社会生存的能力,一旦遇到逆境,就只能坐以待毙。这些历史的教训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和重视。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中国科举考试产生与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论

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举考试促进了依附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的形成,满足了封建专制不断强化的需要。儒家思想催生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科举考试有利于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形成,为封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创设了必要条件。     

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

清末吏治败坏,科举考试更是弊窦丛生,考官收受贿赂、阅卷马虎草率、判文不按规定、大员子弟舞弊、学政出题割裂。清政府曾进行大力整顿,甚至不惜严刑峻法,对一些违法官员处以极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场腐败,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社会上起到了震慑作用。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试析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政策

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状况可分为养庶民之老、恤鳏寡悼独之老和养官吏之老三个层面：赡养庶民之老的基本政策是授予一定的田地,但免征其赋税,以达到惠养老人的目的,同时,政府将赡养老人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委派给其子孙,高年老人还有侍老制度以助其养老,统治者也时常赏赐高年老人;鳏寡悼独者有优惠的恤养政策,对不能自存者,政府还专门以律令的形式作了安排;官吏的养老也与致仕紧密相连。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成果喜人。官、私并举的各级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为科举选官提供了大量青年才俊;不少以儒学见长的契丹族、汉族及渤海族官贵人士,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在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颇为时人所称道。     

清代雷州半岛官员的清廉传统

所谓＂清官＂,即清廉自律、秉公为政之官。雷州半岛在清代涌现出大批清官,他们重操守,绝苞苴,洁身自爱。痛民痛,急民急,爱民若赤。建学校,育士子,着眼长远。这些清官产生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遴选和清初的几代皇帝在吏治上的追求。     

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

本文对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之间长期保持通贡关系表明,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清朝继汉、唐、元诸朝之后,再次统一西域,对西域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砒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砒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