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T.E.休姆与意象派诗歌运动

T.E.休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对发轫期的意象派有着独特贡献,其倡导的"语言干练"、"用词准确"、"意象新颖"、"自由韵律"等诗学观为意象派诗歌运动指明了方向;而"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意象派的"根本立场",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因此,用"《秋》意无限"来形容其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局限性也一览无余。意象的"客观与精准"以及语言的"具体"等让意象派诗歌失去了"朦胧之美";他反对"宏大主题"的理念也束缚了诗人的创作。这或多或少地为意象派诗歌走向没落埋下祸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只能"昙花一现"。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早期莎评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17世纪上半叶，法国批评家从意大利学者那里继承了古典主义诗学原则，并将其僵化为一系列教条，这些教条对西欧戏剧理论影响巨大。17世纪末复辟时期，英国批评家托马斯·莱默完全用古典主义诗学原则衡量莎士比亚的作品，对莎士比亚多有贬抑。他的观点激起了英国批评家的民族情绪，德莱顿、戈尔登等人对莱默的反驳不仅巩固了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坛的地位，也为英国戏剧突破古典主义束缚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的某些观点甚至成为浪漫主义诗学的先声。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     

我看“现当代诗学研究”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是一份我很看重的学术期刊，它的可贵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严肃和纯正，更在于它的学术前沿性，我想其中很大原因与“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一栏目有关。我和这份刊物结缘也正是由于这个栏目。2005年我应邀写了一篇《关于先锋诗歌的悖论》，对诗歌的先锋性问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我的那篇文章固不足道，     

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试论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观

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旗手,他在继承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代语言清新自然、内容淳朴的诗歌风格,他的诗学理论不仅使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对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华兹华斯的诗学与亚历山大·蒲柏和柯勒里奇的诗歌创作原则的对比分析,试图阐明华兹华斯的诗学中具有革命性的诗歌语言观.     

朝鲜朝“异端派”诗人金时习的汉诗论析

金时习是朝鲜朝16世纪著名的“异端派”诗人，作为一个在黑暗的王朝统治时期选择绝意仕进、浪游归隐而坚决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异端分子，他创作了大量汉诗，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关怀民生疾苦。而对金时习的生平、人格、诗学观、独特诗风的简论，对部分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原因的解析，都有助于深化对其诗歌的“异端”特质的认识。     

荷尔德林诗学的古希腊渊源探究

古希腊是荷尔德林诗学最初和最重要的背景。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多从早期荷尔德林的文本出发,考证了其古希腊学中提出的现代诗歌应当在诸多方面模仿古希腊诗歌的古典主义诗学观点,却没有谈到这种模仿的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及其展现出的某种超越古典主义的现代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荷尔德林中晚期几个讨论"古今之争"的理论文本,以及他对古希腊悲剧的理论阐释中。在荷尔德林原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贝尔多、拉库-拉巴特与达斯图尔等学者的研究,从诗人与城邦,诗歌的简短性、公共性、思想性以及现代诗歌模仿古希腊的局限性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荷尔德林的古希腊研究对他的诗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对古希腊诗学与艺术的接受程度和进一步的反思。     

正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主义”概念

针对我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话语表述的严谨性，出现“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与“红色古典主义”的共名状态，对古典主义的概念进行厘清，分辨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涵义，并认为承继拉丁古典主义美学风格的学衡派、新月社以及梁实秋，周作人等京派作家可以界定为“古典主义”，无需再加个“新”字。而接近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文艺形态的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及“十七年文学”可冠以“红色古典主义”之名。     

略论莱辛对古典主义的批判——读《汉堡剧评》

莱辛是德国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奠基人。他在十八世纪德国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活动,说:“就是腓德烈二世对德国人民的发展,也并不具有莱辛这样的强烈。”对古典主义的批判,是莱辛文学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份。不了解他的这一文学活动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了解他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古典主义的文学样式主要是戏剧,古典主义理论也主要是戏剧理论,莱辛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以他的重要的美学著作《汉堡剧评》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借一斑而窥全豹,通过《汉堡剧评》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莱辛批判古典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意义。     

食指诗歌的诗学特征

食指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是一位具有分野性的诗人,他的创作分开了“失去自我”与“表达自我”的两个时代。他的诗歌既具有时代性,也具有传统性,散发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紧密结合的气息,体现出狂热激进的思想与理性节制的形式并行不悖的诗学特征。思想情感上的先锋性、反叛性与艺术形式上的传统性、保守性构成了他的诗学悖论。     

诗学与文化的紧张——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审美与文化的思考

弗兰克·奥哈拉是“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在美国后现代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多年来，对于奥哈拉的研究只停留在其诗歌的先锋技巧和语言实验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诗歌中蕴涵的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文章对奥哈拉创作的社会历史氛围，以及他的诗歌文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特别关注了其诗歌中诗学与文化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并结合诗歌文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迷楼”:柳亚子与南社文学古典主义的悖论

作为晚清诗界革命的继承者,柳亚子的诗大多遵循格律和文体规范,但亦显示出其与现代世界保持关联的不懈努力。柳亚子的文体实验赋予他的诗作一种新颖与现代的大胆品格。这些诗作进一步挑战了新诗、旧诗截然有别的一般观点,展现出中国抒情传统朝向"现代古典主义"的内在演进。古典主义诗歌的实践提供了一条道路,在已经西化和正在西化的现代社会内部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其文化选择乃建基于一种美学倾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南社之间的争论并非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文人之争;相反,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南社力图继承和改造精英文学传统,而新文化主义者则趋向发明一种"替代性传统"。在唐宋诗风格的对峙中,南社的大部分领袖都倾向于选择性地继承(在他们看来)可以承载革命精神的传统的某些形式元素。这赢得了争论,但他们对诗歌形式之伦理功能的信念与其激进对手——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破坏者们——事实上如出一辙,使得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后者的论点。柳亚子依然不断尝试用新鲜的语言和形式来革新旧诗,但他的实践已然缺乏理论基础:如同一座壮丽的迷楼,旧诗于他成了一座在历史漩涡中必然毁灭崩塌的罪恶迷宫。⁽¹⁾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卷首语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先锋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显到隐，又由隐到显的曲折过程，其间，先锋诗歌的创作与批评最能体现先锋文学的沉浮与坎坷。1980年代作为“运动”的先锋诗歌已经伴随着那个年代一起结束，新时期的先锋诗歌虽有复兴的趋势，但也有成为时尚的危险。全面反思先锋诗歌无疑于诗界学界均有其重大意义。基于此，本期学报特组约了“先锋诗歌：内与外的反思”笔谈，敬飨读者。     

语言、爱欲与诗——但丁语言诗学管窥

语言与诗的内在关系是但丁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关系奠基于哲学-神学爱欲观。按照这种爱欲观,诗歌的源泉和本质是爱的启悟与运动;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语言本身和诗歌一样,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爱欲和爱欲运动。语言和诗的爱欲运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正是在爱欲和爱欲运动的基础上,语言和诗在《神曲》中被内在地关联起来了。《神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与语言的爱欲运动;但丁诗学是一种“爱欲诗学”。     

浅论朗吉努斯的崇高理论与古典主义

公元四世纪前期,西方经历了“同希腊化”阶段,罗马统治下的很多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及语言都是希腊的,所以罗马顺理接受了希腊的文艺,因此古典主义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公元三世纪的修辞学家朗吉努斯经典的美学论著《论崇高》就是一部古典主义理论专著,他在书中引导当时的文学家向古人学习,强调学习古人伟大作品中的“崇高”风格,他围绕着五个方面阐述了“崇高”的因素,并且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与自然的关系、古典主义创作方法技巧等方面阐述了古典主义的“崇高”品质.朗吉努斯使得“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引发了后世哲学家的不断发展和探索,尤其对18世纪新古典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集大成者布瓦罗影响深远,为18世纪古典主义埋下了美学的种子.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