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的论证艺术与语言风格

东晋高僧僧肇,师从鸠摩罗什,吸取中观学派“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论辩艺术,将其与先前接受的儒学、玄学影响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辩风格。《肇论》在语言风格方面,受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的影响,但与其重在释理的特点有关,因而又不为文体所束缚,将深邃的佛理用自然朴实的语言阐述清楚,是在中印文化交融下结出的“论”体“奇葩”。     

僧肇的无分别观念

无分别观念是佛教般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认为用世俗的言语概念是不能分别事物的本质或实相的,事物不过是假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过是虚妄幻想。僧肇的无分别观念得自鸠摩罗什传来的龙树中观学,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语言和本体存在关系的论述也必然对他接受无分别观念起到铺垫作用。《肇论》中的无分别观念是很突出的。但是,僧肇的无分别观念由于强调"无分别"而使之与"分别"处于对峙的状态,其境界不如后期禅宗。     

先秦“名实论”的源流、旨趣、内容及定位--先秦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先秦“名实论”,主要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初步认识,将“名”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最终以探讨人的合理的生存实践方式及其认识来源的理论。它重点研究人、语言、世界三者互动的关系;语言能够显示现实的结构是其基本理念,“人”是其研究的最高目标。所以,就其理论重心与基本精神而言,它乃是一种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理论。虽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逻辑学关系紧密并互相贯通,然而,为了揭示其本质、彰显其特征,使之与古今中外相关的学科理论更好地会通,以便从中阐发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和启示性的思想要素,最好还是突显先秦“名实论”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性质。     

僧肇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们惊叹僧肇会通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取得的成就 ,却往往忽视这中间僧肇独特的文化观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僧肇在两种文化之间所进行的深入的对话与沟通 ,正基于对两种文化异质性与不可通约性的深刻认识。本文即是对僧肇文化观的一次考察。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庄、禅名实论比较研究

名实论在庄、禅二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两者皆从道的立场出发讨论名实关系，认为“道不可名”。但庄子以“名不定”和“道体浑然，万物齐一”立论，禅宗则以“文字性空”和“自性具足，无所染着”标说。两家又都承认“名”的工具性，禅宗则更进一步从“不执空”和“随其机宜，巧施方便”的角度肯定“名”的作用。庄、禅均采用了“反逻辑”“持取对边”“随说随扫”“沉默做相”等方法“假名言道”，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又都带有话语革新的意义。庄、禅之名实思想各有渊源又互相渗透，由此共同促成了两者的共性与差异。     

对孔子名学思想的解析

孔子虽然很少专门论述名学,但名学却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孔子是从法权的角度去谈政治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从 “名实”关系的角度去谈认识论的问题。孔子的名学思想反映了伦理共同体中语言的实践功能,而“名实”关系则反映了伦理共 同体发生分离时语言的认识论功能。在此,我们将用马克思的实践语言观去分析孔子名学思想所反映的特殊历史现象。     

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路线，从名实关系的角度指出“弑君”与“诛一夫纣”的不同，从而肯定了“诛一夫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注意到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环境能够影响人的语言，客观上触及到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言无实不祥”、“言近而指远”两大判别语言好坏的标准；并通过“知言养气”说将其语言哲学与人格修养论辩证地联接起来。质言之，孟子语言哲学所凸显的是其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及其语用学旨趣。     

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对保罗·策兰诗歌的分析

本文将布莱希特与保罗·策兰作对比,认为他们是两种诗人类型,前者强调“说”,即说出所言说之物（Gesagtes）,后者主张“不说”,即避开所言说之物：因为构成传统言说方式基础和背景的对应物,在这个时代已被悬置挂空了,而言说的对应物在这种言说里的丧失,让言说成为对真相的一种遮蔽;另一方面,要是把语言当作给出“所言说之物”的工具,就将封闭语言自身,同时也丢失了所言说之物。那么言说,便成为策兰所称的“犯罪”。“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的诗学主张,给出了诗人介入世界和记忆历史（所言说之物）的可能方式,策兰的诗歌经由这种方式焕发出卓越的语言之力,从而为历史和人类记忆作出了忠实见证。     

试论《物不迁论》的发展观

僧肇的《物不迁论》通过事物的动静、因果关系的探讨,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和连续性。僧肇采用“不迁”这个新概念来阐释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态,从而超越了动静的争论。故“不迁”不是指静止,而是指事物的一种发展观。     

《文学书官话》对大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大槻文彦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被称为日本传统国语标准语法学派的主导性人物,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研究大多认为他的"折衷文法"主要受到西洋文典的影响.我们认为,其"折衷文法"意识起步于1877年出版的《支那文典》,这本书是1869年在山东刊行的《文学书官话》的日文译本.也就是说,大槻文彦的"折衷文法"应是起步于《文学书官话》,而后确立于1893年出版的《语法指南》,成熟于1897年出版的《广日本文典》.这对大槻之后的汉语品词理论体系和日语品词理论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文学书官话》对大槻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

语言思想是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思想的重要方面。海德格尔承继了前期对传统语言思想中将语言视为言说工具的观点的批判。但同时,与前期相比,海氏后期的语言思想不再以＂此在＂为中心,从此在的生存论层面展开探讨;而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存在,认为语言之本质具有命名存在者、使存在者入于其自身所是的本真力量。本质性的语言即是诗。在诗与言的关系上,两者彼此规定,各自成其本质。海德格尔的这种诗性语言观,使得语言回到其本有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人类存在之＂家＂,从而对我们当下回归到诗意的生存具有重要的启示。     

新颖 独特 自由－《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视角艺术浅析

《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固定内聚焦型视角 ,由主人公霍尔顿讲自己的故事 ,利于展示他独特的内心世界 ,并对社会现实夸张畸化 ,产生“陌生化”效果 ;这种视角留下的视野空白 ,激发人们对琴产生丰富想象 ,更感到主人公孤独可悲 ;同时还让作品成为主人公的戏剧独白 ,将叙事话语、非叙事话语融入人物话语 ,使小说语言独具特色。     

专名是一种特殊的谓词吗——伯奇专名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伯奇( Tyler Burge)提出并论证了“专名是一种特殊的谓词”的观点,以此来批评关于专名在形式语义学中的两种经典观点.伯奇对“缩略”观点的批判是有说服力的,但对“个体常元”观点的批判却基于对“真正的专名的用法”与“伪专名的用法”的混淆.就“真正的专名用法”而言,将专名视为形式语义理论中的“个体常元”,仍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     

屈氏起源考论

毋康蚤死,无子嗣,《离骚》之伯庸有子嗣,则毋康与伯庸无关。"熊毋康"、"无康"当作"孟康"。句亶王与伯庸无关。句亶王的封地在"江上楚蛮之地",则句亶王的封地与屈氏无关。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中之句亶、鄂、越章非为熊渠统治区域之内之地名。所谓"客卿产生于战国而不见于春秋"之说根本不能成立。楚武王子瑕是从周受屈为客卿,瑕采食之屈地就是今山西省吉县县城正北七公里处,此为屈氏起源之地。     

《管子》的语言观

研究《管子》对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看法,认为《管子》中提出的“道在身则言自顺”、“有名则治,无名则乱”、“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出言必信,则令不穷”、“言不周密,反伤其身”、“违言不存口”、“言辞慢,则臣下轻之”、“以天下之耳听”、“去奇说,诘诈伪”、“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等命题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言语"视角中的语文教学观

语文教学观作为人们对语文教学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是指导语文教学实践的依据.要形成科学的语文教学观,就必须立足于"言语"."言语"视角中的语文教学观,将是更加明晰、科学的语文教学观.它要求处理好如下三个有着内在联系的问题一、语言科学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二、语文教学就是"言语"教学;三、"言语"视角中的语文教学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