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平等”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的实现程度，直接制约着庭审效应。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控辩平等，已成为法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通过查阅有关文献，着重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现刑诉法的法律缺陷对控辩平等造成的制约，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论新刑诉法庭审模式

新刑诉法通过强化庭审法官主导地位、恢复卷宗移送方式和边缘化辩护职能等方式,朝着审问模式回归,然而在庭审制度上确向控辩模式演变。进退之间使人对法官能否保持中立、检察官能否履行客观义、辩护人能否有效辩护产生质疑。应避免法官庭前预断、建立判决理由论证制度来确保法官中立;构建证据展示制度、赋予检察官变更指控权、建立违反客观义务的制裁措施来明确检察官客观义务;扩大指定辩护范围、提升辩护能力、建立无效辩护制度,促进辩护律师尽职尽责来注重有效辩护,进而完善新刑诉法确立的庭审模式。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或检察方式仍是比较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侦查垄断与当事人主义控辩或庭审方式存在较多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了解和证据掌握的极不平衡,阻碍了辩护职能的充分行使和控辩相互对抗,最终使对抗制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补救,使在庭审中控辩职能得以平衡,改变被告人的不利境地.     

检察权运行的现状分析与路径优化——以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为视角

在唯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指导下,检察权运行不仅在诉讼构造中难以实现控辩平等,在权力格局中也难以实现有效制衡。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中,不论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还是强调法院在认定事实上的决定权以及权力制约,都与现行检察权运行之间存在张力。检察权应当因应改变,构筑公诉主导的侦诉关系,型塑控辩平等、诉审制约的诉讼构造,建立全方位、实质性、程序性指导与持续性监督的监督方式。     

“以庭审为中心”下辩方地位的提升及实现

受侦查中心主义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地位式微,辩方正常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对辩方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控辩平等对抗。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树立"审判中心主义"司法观念、完善卷宗制度等方面落实法官裁判独立形成机制,在侦查起诉和审查起诉阶段同时强化辩方制约地位,并赋予辩方司法责任追究程序申请启动权以建立辩方对抗的保障机制,切实提升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简易程序庭审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缺乏对"认罪事实"的有效审查机制。简易程序适用案件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增加错判的风险。从庭审环节的时间分配来看,简易程序庭审并没有凸显出量刑的重要性,大多数被告人无法感受到因认罪给其带来的刑罚优惠。基于此,有必要对刑事简易程序庭审进行重构,在庭审中,如果控辩双方对定罪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无需在法庭调查环节进行举证、质证,代之以法官对"认罪事实"的审查,审查的重点是认罪动机的自愿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的重心是量刑,法官应引导控辩双方对量刑事实和情节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增强庭审的量刑说理,使被告人能够切身感受到刑罚做出的过程和基于认罪所带来的刑罚优惠。     

论刑事控辩平等原则

刑事诉讼承担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控方的追诉活动与辩方的辩护活动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只有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公断,才能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文章主要分析了控辩平等原则确立的理论基础、具体体现以及立法和实践中控辩不平等的现象,然后,针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便更好地落实该原则。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论要——从实证、比较法的视野考察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诉讼构造,控辩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一审、二审中的法律规定同样体现控辩双方地位及相关权利的平等.然而在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环节,检察院在再审启动程序中的地位则打破了基本的控辩平衡.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以及刑事再审制度理念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二审终审形同虚设,造成司法资源浪费,进而影响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程序正义视野中的控诉与辩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严重失衡,因为它是建立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实践证明,这种关系背离了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在坚持控辩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充分对抗的控辩平衡机制,并在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上为这种平衡机制的建构提供保障。     

检察机关当事人化的理论障碍分析

检察机关当事人化主张将检察机关从法律监督机关还原为承担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客观公正是为平衡控辩力量悬殊而对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的必要限制,与法律监督职能无关;我国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权而享有的诉讼权力绝大部分也是控诉方当事人应该享有的权力,部分仅以法律监督权为基础的权力与诉讼规律不符,应予调整;司法公正的基础在于通过控辩平等对抗而制约审判权,无需借助该诉讼结构之外的法律监督权。     

辩护权与公诉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互动关系

在刑事法治的发展中,侦查权、公诉权、辩护权和审判权四者之间的互动是核心,而公诉权和辩护权的良性互动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但是,辩护权和公诉权的互动关系不应笼统地以控辩平等来概括之。因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二者的具体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目标追求,各有其特点。就我国当前的改革来说,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辩护权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     

国际侦查合作中的双重追诉原则

在具有单独意义的国际侦查合作诸项基本原则中,双重追诉原则具有首要的基础性意义,它直接构成了各国参与国际侦查合作的前提条件。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国内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国际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和归纳出双重追诉原则的由来、基本内涵和功能,并且结合司法实践总结出双重追诉原则的近晚变化和发展趋势。     

刑事诉讼中的“歧视性起诉”

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相似情形不同处理的歧视性起诉现象,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为了实践宪法,实现法治,缓和社会冲突,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对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行程序性制裁。     

也谈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总体看,被害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仅与同为诉讼当事方的被告人相比显得薄弱,而且与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匹配。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不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论检察官审判阶段强制取证权的废除——兼论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

我国刑事案件一经提起公诉之后,检察院依然可以依据职权继续调查取证,甚至可以通过启动补充侦查程序导致法庭审理的中断。这一现状对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等基本诉讼结构之维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律应当禁止检察官在法庭正式审理过程中的强制取证行为,而赋予其与辩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并在起诉之后、正式审理之前设置专门的起诉审查程序。     

我国建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设想

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公诉权的制约机制。这一制约机制包括对积极公诉权的制约和对消极公诉权的制约。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重构公诉权制约机制,同时扩大目前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开辟一条制约公诉权的新机制。     

论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手段和监督程序的完善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存在监督法律体系不周全、程序性违法监督缺乏制裁手段和制裁机制、监督程序粗疏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应立足于法律监督权的程序性特征,从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出发,完善程序性处分手段,健全多种诉讼监督手段相协调的监督体系,完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程序,使法律监督职能真正发挥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作用。     

公诉案件和解正当性探讨

破解公诉案件和解现实困境的前提是,要理性阐释公诉案件中和解的正当性内涵,并以此作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将和解引入刑事领域,国家将一部分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国家垄断公诉权的质疑;刑事和解蕴涵着主体间性程序价值;和谐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刑事和解超越刑事领域的价值指向。     

精神病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初探

若将社会中时常发生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轻微犯罪案件的这类主体纳入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视野内,则会有效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程序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要求其积极接受精神治疗,以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因此,有必要以实证的眼光对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探讨,以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