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戒》中的英雄主义和托尔金的英雄观

英国魔幻作家托尔金是古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家和史诗《贝奥武甫》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其作品《魔戒》中融入了北欧神话和英雄史诗的英雄传统,且英雄形象塑造和情节发展方面都带有基督教的烙印.《魔戒》对古日耳曼英雄传统的沿袭和对基督教的皈依,使中世纪英雄主义和基督英雄主义在作品中同现,是日耳曼古老的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化的撞击融合.     

托尔金的神话意识和神话想象

英国学者和作家托尔金的<魔戒>传奇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奇幻文学的代表作.长期以来,托尔金对包括盎格鲁·萨克逊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古冰岛诗歌<埃达>和古芬兰神话史诗<卡勒瓦拉>等在内的欧洲古代神话传奇和史诗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深入研究.这些古代作品对托尔金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他提供了创作现代幻想文学作品的灵感.本文通过托尔金的讲座<贝奥武甫魔怪与批评家>探讨古神话史诗对托尔金的神话意识和神话想象的影响.     

旧衣新裁——试述《贝奥武甫》诗中的哀伤情调

《贝奥武甫》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重要的诗作,也是流传至今的最完整的古英语长诗,堪称英国的民族史诗。自从1815年丹麦学者索克林(Grimus Johannis Thorkelin)首次将其编辑出版以来,《贝奥武甫》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而不断推新的现代英译,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客观便利,激发了人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对之进行探讨,研究日趋深入。本文旨在对贯通全诗的一种基调——哀伤情调,作些新阐释。英国人生性淡泊,容易怀旧,且多忧郁。这好象是在贴标鉴,不过,当我们翻开英国文学史,细细品味英国文学作品中众多的性格描写和人物形象,就不难理解这种概括了。李赋宁教授在《漫谈英国文学》一文中引用了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l)关于“南方文学”     

英国诗与中国旧体诗的韵律比较

凡读过一些英国诗歌和中国旧体诗的人,都会发现英诗和中国旧体诗在韵律上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中国古体诗有韵无律,近体诗则有韵亦有律;英国古体诗有律无韵(实则有头韵),近体诗则有律亦有韵。因此,韵与律可视为英诗与中诗的共同点。 英国最早的诗歌要算《贝尔武甫》(Beowulf)。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雄史诗,先在民间口头流传,直到第十世纪才写成手抄本。它们和其它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基本上都是押头韵(alliteration)的,即每一诗行分为两半,每一半包含两个重音节,而     

《贝奥武甫》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基督徒意识

《贝奥武甫》所反映的时代 ,是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尚未归顺基督教的时代 ,但诗中已经流露出朦胧的基督徒意识。基督徒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精神的同现 ,反映了日耳曼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新兴的基督教文化的撞击与融合。贝奥武甫的形象便是植根于这一复杂的文化背景中的英雄 ,因此 ,相对于希腊史诗中的英雄 ,贝奥武甫的形象更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 ,体现了欧洲史诗中英雄形象的发展     

达·芬奇的艺术美学思想

论证了达·芬奇的艺术美学思想 ,指出经验论和泛神论是达·芬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论述了达·芬奇对绘画艺术的本质与美学特征的独特见解 ,分析了达·芬奇把真实性和创造第二自然作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审美标准的原因 ,论及了达·芬奇的审美趣味以及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英语比喻浅探

<正> 如果把英美文学比作浩瀚壮观的大海,英语的比喻则是海上绚丽的浪花。从第一部著名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到现代派文学,天才的诗人、作家们创造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比喻,使作品灿烂多姿,使语言妙趣横生,给读者以美的艺术的享受。笔者现根据自己在阅读英美文学中猎取的有限材料,试图对英语的比喻做一浅探以期刍见得到斧正。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封建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封建化进程已经产生并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发展,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土地为公社公有制度逐步为封建私人占有制度所取代.自由农民或因国王赐地而丧失土地,或为寻求安全“委身”于领主而交出土地,经济上、人身上依附于领主,或因在司法上受封建主的审判降低了身份,农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普遍加强.     

重新评价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英文)

马克·吐温,这位在美国文学史上开一代创作先河的小说家,为后人留下了20多篇不朽佳作.其中,令人惊讶的是:在他全部作品中,两部描写少年历险故事的著作——《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始终处于最突出的位置,并一直被中外学者公推为其代表作.于是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美国文坛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克·吐温为什么选择了儿童的角色,而又把他们塑造很空前成功?纵观文学界对马克·吐温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的有关研究成果和论述,似乎都不能够圆满地答复这个问题.     

灵魂的戏剧--谈表现主义手法在《琼斯皇》中的运用

表现主义是戏剧的主要流派之一.它追求潜意识的戏剧化,即将梦境、潜意识的心理活动象征性地展示在舞台上.<琼斯皇>是尤金·奥尼尔的主要作品之一,剧中服装、灯光、声响等戏剧手段的运用对人物的刻画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代表意义.     

茅盾和他的神话研究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他在诸多领域都有过杰出的贡献。在神话研究领域，茅盾早在20世纪的20至30年代就已经写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几部著作。然而，茅盾的这一研究和兴趣却随着茅盾后来的文学转向而终止，并且逐渐为他的文学光芒和文学地位所遮蔽。后世的研究者也正因为这些忽视了茅盾在神话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茅盾的神话研究，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茅盾和茅盾研究。     

论福克纳小说创作的神话范式

饱受西方神话文学熏陶的福克纳在对传统的回溯中,把神话因素奉为文本的坐标,为处于失衡的价值世界中的人们找到了精神传承,其难以割舍的神话意识是其作品从内心深处打动读者,进而唤起人们深层意识的要决之一。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清末“救国女杰”传记的神话化开端

清末的启蒙精英们推出了许多“新女”楷模,这些楷模主要是西方的女豪杰;对于这些人物的传记符号处理,往往属于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历史重构。本文以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为例,阐述了风靡其时的西方女豪杰传的叙事模式是：采用将其神话化的历史-文学认知途径,让传主的所言所行锁定于“女杰救国”的宏大目标中,以激发清末妇女的救亡意识。     

从语言哲学到比较民族学——布斯拉耶夫神话学理论探析

费.伊.布斯拉耶夫是俄国神话学派的奠基人,他继承并发展了德国神话学派代表人物格林兄弟等人的学说,将神话学研究同语言学、民间创作、民族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研究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布氏首次将比较-历史方法引入了俄国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的研究之中,就语言、神话与民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在俄语语言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俄国自己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此外,布氏在将比较-历史方法广泛应用于语言、民间诗歌、神话、仪式等领域的过程中,力求将比较-历史原则与文化-历史原则结合起来,从而使其神话学研究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历史特色。布氏在30余年的神话研究活动中,自始至终地不断根据新材料、新问题来丰富并发展自己的神话理论,布氏神话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实质上体现了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神话学研究从对神话的单纯语言学解读走向具体文化-历史语境阐释,并最终将其上升到民族学乃至人类学范畴这一发展历程。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美学与道德之间——耿占春的诗学与批评理论

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耿占春理论贡献的主要表现,一方面从神学发生学的角度探究文学、语言与神话的关系,建构文学新的发生学原理;另一方面把隐喻和象征还原为人类通神的存在方式,为文学找到存在论依据,同时,把隐喻和象征看做后通神时代人类自我拯救的基本路径。隐含在这些理论问题探索背后的奠基性背景则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现世关怀。     

神圣动物:沈从文“湘西边地”中审美理想的神话原型研究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湘西经验是沈从文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其“自然人性”的核心审美理念。“湘西边地”的审美图景中有着复杂的神话构成与大量动物符号。沈从文借助神话传说与风俗描写,巧妙地运用动物原型将风俗民性与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融合起来,整合了人的神圣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在文学上创造了美与善的标准,树立了“健康的自然人性”的人格典范,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白铁余起事佛教背景考察

白铁余起事利用的是佛本生信仰,与一般以弥勒为号召起义的事例不同。白铁余称"月光王",又称"光明圣皇帝",均为佛本生故事中的现实王形象,背景取于《贤愚经》。白铁余起事还利用了刘萨诃信仰,刘萨诃为稽胡族的民族神,他在江南广寻圣迹和预测番禾瑞像时皆以佛陀现世代言人自比,其"苏合圣"称名的典故来自《贤愚经》。白铁余起事同时借助了刘萨诃和《贤愚经》的影响,为信众描绘了一个光明的理想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