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附思维视域下《吕氏春秋》五行世界图式建构

比附思维与《吕氏春秋》五行世界图式的建构问题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思维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显性表现。《吕氏春秋》涵蕴丰富的五行附象思维与五行附数思维。其中,五行附象思维关注事物的具象或想像,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象"之间异质联结的必然性,分为五行具象比附思维与五行想像比附思维。五色、五音、五味等属于五行具象比附思维,五帝、五神等属于五行想像比附思维。五行附数思维关注"五"数或"五"数结构,抹煞了"五"在记、量方面的特征,突出了在分类性的套数方面的功能。四季之"四"与六畜之"六"或益或损为"五",即是深受五行附数思维的影响使然。五行附象思维与五行附数思维相济并行,五行世界图式在《吕氏春秋》中最早定型。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五行学说之成立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五行学说成立的标志是五行与阴阳思想相融合,亦即成功解决"五行"与"四时"相配的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王梦鸥发掘的"四时"五分以配"五行"虽然理论上精致,不过难以付诸实践,终归湮灭;庞朴抉发的"尚土说"影响较大,可惜完全基于对史料的误解;只有徐复观之说在逻辑与文献两方面都较为合理,且两者配合无间,是以可信。     

"日有八胜"与"天之八时"——汉简《盖庐》词语训释二题

张家山汉简《盖庐》是一篇具有浓厚兵阴阳色彩的兵书,不少内容属于军事数术。文中的"日有八胜",是指六十甲子日中有八个针对特定方位的厌胜日。厌胜日主要是依据五行相胜的原理,将天干、地支分别与五行相配来确定的,与太岁运行轨迹以及周期没有关系。"天之八时"中的"德在土、木、在金"以及"黄秋"、"白冬"所指的具体时间段,也当结合五行学说理解。     

"蔑历"一词在金文中的含义即赐食

"蔑历"一词在西周金文中习见,关于此词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西周有蔑历礼,从文献记载、出土材料、西周金文等方面综合考察,"蔑历"在铭文中的意义应即"赐食".     

简帛《五行》篇的发现与研究

简帛文献《五行》篇出土后,国内外各界学者对简帛《五行》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诸如简帛《五行》篇的创作时代、作者、学派归属问题;简帛《五行》篇的比较研究;思孟"五行"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关系;荀子为何对思孟"五行"学说进行批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思孟"五行"说,也得以知道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所批判的"思孟学派"是于史有征的。     

干部人事档案中"三龄一历"的认定

干部职工"三龄一历"是人事信息管理的基础,也是组织人事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三龄一历"的认定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人事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针对近些年来人事档案中出现"三龄一历"与实际情况及历史记载不符的现象,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认定方法,做到既对个人负责,又努力杜绝人事档案中的"失真"现象,维护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论《考工记》的美学思想

<考工记>是中国迄今所见的最早手工艺技术典籍,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五行相生、虚实结合、仿生造物等方面.天人合一不仅表现在造物的总原则上,也落实到了具体的工艺规程和器物的象征意义上,同时还强调了以人为本;五行相生表现为"五色"和"五行"的匹配以及"五色"之间的搭配组合;虚实结合突出了实在器物诱发和调动欣赏者审美联想的作用;仿生造物则注重动物造型的选择和雕饰的细节表现.该书不仅开创了造物的审美原则,而且对当今的工艺创造也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

陶渊明是否愤宋?历来争议不休.《宋书》说陶渊明"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表示对宋的不满,此说历遭后人反驳.然而,驳倒了"甲子年号"说也并不等于驳倒了"愤宋说".本文在了解西汉扬雄对陶渊明影响的基础上,搜寻《五柳先生传》及"无弦琴"的来历,发现两者均不免要归结到"愤宋"这一问题上去,且有其特定和具体的内容.     

对《中医基础理论》五行学说概念的不同理解

传统教材中对五行和五行学说的解释围绕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认为五行是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构成,并且由五种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成。对此提出疑问并追溯五行思想的根源,认为五行和五行学说与太阳-月亮-地球母系统的内在规律———生长化收藏有关,并且以这个内在规律为核心轴,将母系统与地球上各种事物和现象构成的诸多子系统相关联,构成五行系统的同构系统。     

秦汉简牍"质日"考

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将敦煌汉简中的历表类简文称之为"历谱"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可知,这类历表类简应称作"历日"、"质日"或"(币見)日".从悬泉汉简记载可知,"历日"一词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指朝廷颁行全国的历日正朔."历日"在秦汉简牍中又自题篇名作"质日"或"(币見)日",二者与先秦典籍中的"致...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红楼梦》隐秘曹家历史考--元春判词考释(上)

《红楼梦》隐秘曹家历史考——元春判词考释(上)@王玉林$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君权神授”思想背后的管理学动机

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都曾经出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本文试图从管理学角度，通过对管理者权威来源的分析，来揭示造成这种相似性的管理学动机。管理者权威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利益控制。其中管理者刚刚获得权力时所获得的初始权威，尤其在人类历史发展早期阶段，比较普遍的来源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管理者的初始权威是由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上一级权威衍生而来。但是对于国家的最高领导而言，因为在世俗中不存在更高等级的权威，因此只能人为的创造一个非尘世的更高权威，即神灵，并通过宣称“君权神授”而获得一个符合逻辑的初始权威来源。     

神龙元年正向贬谪文人依附人格及贬谪心态研究

神龙元年是古代谪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贬谪,也是古代正向贬谪文人史上被贬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他们遭贬的具体情形不同,面对贬谪命运的心态也不完全相同,但人格上的卑弱和依附、被贬之后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却是这一时代正向贬谪文人人格和心态上的共性。     

中西人权观源流新探

本文从"三代人权论"谈起,指出人权学说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权"虽然是一个近代西方的概念,但是人权作为一种实存和理念无论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即已存在.中西人权观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论"基础之上,都反对君权专制和暴政.不过,中西人权观也有明显的区别,即西方人权观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而中国的人权观是与"王道"相结合的;西方人权观的核心是"人",而中国人权观的核心是"民";西方人权观与法制相结合,中国的人权观与人治相结合.具有现代性的第三代人权观则强调"人类人1权",它既吸收了中西人权观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传统的中西人权观.     

楚史祷杌发微

研究古代梼杌,发现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二是能预知未来的神性.有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楚人用来作为历史的名称,并昭示国人永远保持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恰如其分的.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