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的注疏价值

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为曹操、李?、杜牧三家注本, 是一个新的版本系统, 可与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论, 号称 “四大系统”, 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注疏价值即是其一。由于夏译本在总体上是对汉文原本各个段落的解释性翻译, 其对经文部分的翻译相当于《孙子》的又一个注本, 堪与《孙子》十一家注等注本相提并论; 对注文部分的翻译相当于对旧注所做的解释和阐发, 即“疏”。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实际上就是一个“注疏本”, 其注疏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在古代耳熟能详的词语当时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却相当陌生, 夏译本恰可以填补古代注家在这方面的空缺; 二是夏译本中的断句情况, 可以对我们今天标点整理«孙子»及其相关古籍提供借鉴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宋刊本《孙子》十三篇新诂

自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记载孙子其人其书其事至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此间,东汉末曹操首开注释《孙子》十三篇之先河,其后有唐代的李筌、杜佑、杜牧;宋代的梅尧臣、张预、郑友贤、施子美;明代的刘寅、谈恺、归有光、赵本学、李贽、王世贞、茅元仪;清代的夏振翼、孙星衍、邓廷罗、魏源等著名学者为之训释.至近现代,又有几百注家相继涌现,方家精注不可谓不夥矣.然通览细按《孙子》十三篇之正文并对照诸家之注文,颇觉其正文尚多存未被发明确训之处,而其注文更有误训、疏训、漏训之弊,实为待琢之璞与当剔之瑕,应还其原貌、阐其原义,补正历代注家之阙误.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孙子》的注解。从治国战略的角度看,这些注文既阐释了孙子关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几方面的思想,同时在注释过程中又融合了儒家的治国战略思想在内,明显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是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融通。     

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裴骃《史记集解》的注文散入《史记》本书,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百三十卷夹注本。六朝写本裴注《史记》残卷《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是最早的夹注本实物遗存。考察两残卷中散置的注文,可知原本八十卷的《集解》注释体例为“标字列注”,变为六朝写本“散注入篇”之后,不仅于裴注原文有所增损改易,而且注文散置混乱,无规范。但由于散注者的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尽管被分拆散置后的注文已非《集解》之原本旧式,然裴注的内容仍基本保存。从裴注的散置状况来看,六朝写本与宋刊本及今本并无大的变化,传世《史记》版本之源,殆可追溯至此。     

《孙子·势》“形名”释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势》) 这是《孙子·势》开头一段话。较难理解的词语是“分数”与“形名”,而有争议的則只是“形名”。关于“分(fèn)数”,曹操作注:“部曲为分,什伍为数”。(见《十一家注孙子》)李贽也作注:“分,谓偏裨卒伍之分;数,谓十百千万之数……。”(《孙子参同》)这就是说,分,指部队的编制、建制,数,指一定编制中规模的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两个“当”字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下面两段话,一段是: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另一段是: 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这两段话都是项羽在垓下溃围、彻底失败时说的,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其中两个“当”字,究应如何解释,却往往被忽略。《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在两处“当”字后,均无注文。一般选木也不加注。个别注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禽”字与生死攸关──与陈汉平先生商榷

我们读了陈汉平先生《“禽”字与生死无干》一文（以下简称陈文）,颇受教益。陈文认为“列《禽庞涓》于《齐孙子》（即《孙膑兵法》──笔者注）之首,是不够严谨”,“《齐孙子》的整理者还以为‘禽庞涓’是指生禽活捉,与自刭或被杀不同”为非,甚是。但我们不敢苟同陈文的“殊不知禽字意义推指捕捉俘获,与所含获者之生死无干”的论点和“其实,《史记》与《齐孙子》所载并无矛盾”的结论。我们且不论证陈文的“殊不知禽字意义惟指捕捉俘获,与所禽获者之生死无干”的自相矛盾,我们只论证整个论点及其论据之误。自《孙膑兵法》整理小组…     

冷板凳上的成果——《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述评

《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以下简称《精华》),刘禹昌、熊礼汇编注,荆楚书社87年5月出版。书选八家文百零七篇。各家文前列作者小传,每篇文后有详注,有现代汉语译文;另有一篇精当的小评论,开篇冠以总论八大家由来及其特色的简明《前言》,又将韩、柳及宋六家各列一合编年表殿于书后。在古今八家文选注本中,这个体例可算相当完备了。全书洋洋六十万言,除选文七万字外,余者尽为撰述。据《后记》,这五十多万字的撰述皆熊礼汇“一手一足之烈”,且曾三稿增损,中间汰去者复二十余万言,工程不为不浩繁,而礼汇同志断续六载于斯,冷板凳更不为不难坐难挨也。     

校订本《册府元龟·掌礼部》引“三礼”校读札记

校订本《册府元龟》是目前最方便读者的读本，经名家分段标点，条理清晰，嘉惠学林。但因为成于众手，时间仓促，在一些校勘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文字的讹误阙衍等，对阅读和研究《册府元龟》颇有妨碍。今以《册府元龟·掌礼部》中关于“三礼”的引文为例，就其中诸如此类问题，参核众书，列出校勘记十五条，以求对《册府元龟》的阅读和研究有所裨益。     

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

日本真福寺所藏北宋刊《礼部韵略》(简称真福寺藏本),前辈学者据板式、刊工推断"有可能是汴京官板"。笔者将真福寺藏本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等相关韵书认真比勘后,发现其正文、注释缺衍讹夺颇多,其质量当在"汴京官板"之下。故不惴浅陋,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稽考相关史实,结合该书正文、注释等,试对真福寺藏本的版本及刊印时间做进一步考证。推断该本并非元祐五年孙谔增补本官版的初刊,乃是元祐五年至元祐八年间,坊间对孙谔增补本的翻刻。     

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

晚近著名学人就元杂剧版本问题多有论议,并由此贬抑《元曲选》,大抵发生在1915年《元刊杂剧三十种》被影印、便于学人利用以后。1938年,明人赵琦美脉望馆所藏抄校本元明杂剧二百多种发现以来,元杂剧版本问题更受学人注意。《元曲选》的编选者臧懋循师心自用,改动曲文,招致批评,是为事实。但此类批评不宜绝对化。与诗文流传情况不同,戏曲剧本在传播过程中常遭艺人改动,讨论元剧版本时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当更切合实际。     

《西游记》版本研究小史

《西游记》现存13种版本,典籍所记已佚的有11种版本,共计24种版本;《西游记》的版本研究从鲁迅、孙楷第等至陈新、李时人、吴圣昔、黄永年等学者,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争论的问题则主要集中于“祖本问题”、“朱、杨二本关系问题”和“唐僧身世问题”这三个方面。     

《诗镜论》研究概述

公元 7世纪印度古代文学理论家檀丁所撰诗学理论著作《诗镜论》译为藏文以后 ,藏族学者争相传习 ,蔚成风气。它和藏文古体诗的创作相结合 ,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 ,已经成为藏族文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对蒙古族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蒙古族喇嘛学者用藏文撰写诗镜论注释和诗例 ,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对蒙古文学的影响。这些注释著作作为蒙古族古代书面文论文献的最初篇章在蒙古文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读梦窗词札记(七)

南宋吴文英《梦窗词》幽邃丽密,索解甚难。本文就其中９首作品的解读,与近世词学名家陈询、杨铁夫等先生商榷。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论《红楼梦》容庚藏抄本之底本——与夏薇《“籀红室藏本”和一段旧公案——〈红楼梦〉120回抄本系列研究之一》商榷

依据抄本的缮写避讳形式,推断《红楼梦》容庚藏120回抄本的形成时代在道光元年之后。据此,进一步比勘此抄本与当时坊间流传的其他刻本之间的文本异同现象,论证容庚藏本实乃远于脂本、程甲本和东观阁本版本系列,而更近于程乙本版本系列。通过异文举证,考定该抄本在缮写时很可能参校了道光壬辰王评本;并以光绪丙子王评本、光绪大观琐录本等佐证容庚藏抄本并非《红楼梦》早期版本。同时,证伪了"它的存在已经使《红楼梦》120回抄本早于第一个排印本的结论成为可能"之判断。     

《英汉翻译教程·重复法》译例误译分析

2008年6月,张培基等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第二版终于面世,遗憾的是尽管编者作了一些修正,不少误译与翻译不当依然存在。为了便于定量分析,文章取样教程中第四章第六、七节《重复法》译例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译例误译的六个原因与类别。本着与编者商榷的目的,建议编者对其中有争议的译文再加以斟酌,在下一版中进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