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构的效率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以制度适应性效率为分析工具,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构的效率进行分析,可发现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结构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现实性,拥有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法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态补偿制度悖论

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建立在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批判之上。生态补偿制度改革必须以生态补偿制度的现实性存在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生态补偿制度的理性分析,为新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与安排提供价值坐标,以保障生态补偿制度价值的实现。现行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着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诸多悖论,成为生态补偿实践产生冲突的制度根源,并已构成当前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践推进的严重障碍。     

科学发展观与公共服务制度的建构

作为一种理论,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并不具有直接现实性,必须依赖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为其提供坚实有效的保障。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当前应以人之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与矛盾为切入点。在人与人的关系之维中,针对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着眼于人民群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的保障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应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加强公共服务制度的建构。     

"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

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则仅限于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合理性审查应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本标准。合理性标准是行政行为的最高标准。行政裁量仅是合理性标准控制的焦点。     

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困境纾解

重大犯罪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创设与建立,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同时也具有规范证据合法性审查、提高司法效率的作用.《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实施中主要面临三个问题:讯问合法性核查主体是否能达到客观中立程度,核查内容和程序是否足以形成正确判断,核查结果是否能实现非法证据排除效果.由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司法实践本身发展较为滞后,需要从制度内生性的角度去寻求合乎实践的发展路径,即应当逐步确立驻所检察人员作为核查主体,完善核查案件范围和程序,改革卷宗移送制度.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运行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科学评估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要坚持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合法性与合理性、可行性与可控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行科学、规范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从而构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形成可操作的实施办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看重大事项实施是否具备支持性的外部环境;二是看重大事项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可行性与可控性。可操作的实施办法主要包括:确定评估对象,制定评估方案;进行调查分析,全面掌握情况;科学评估风险,编制评估报告;运用评估结论,确定化解措施;全程跟踪评估事项,确保实施过程的稳定。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道德制度建设引论

道德制度是指将人类社会道德生活中的部分人伦关系和道德活动方式明文化、正规化、异己化,把人们的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道德具有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同等的效力和作用。这是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亦有理论上的依据。道德制度化必须辅之以制度道德化;同个体道德相比,制度的道德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道德制度建设的内容和范围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深化,道德制度建设重心在制度、关键在于制度体系的公正性和运行的合理性,道德制度的功能表现为制约与激励并重,仍须强调道德个体的自觉性     

论组织培训需求评估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组织培训实践，培训需求评估是培训系统的基础环节。判断培训是否必要的过程就是培训需求评估，它的运作路径大体如下：首先从组织、任务和人员个体三个层次收集相关信息，了解组织不同层次和部门的培训需求；其次通过差距及其原因分析确认真实的培训需求；再次对确认的培训需求根据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排序；最后将培训需求转换为可操作的培训目标，为培训计划的制定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若干实践问题探析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官制度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成为中国法官制度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基于中国法官问题的特殊性,法官员额制度作为一项改革试点逐渐提上日程。在实践中,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是与法官助理的设置制度密不可分的,试点法院运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不同试点法院的运作模式也各有千秋。但同时,法官员额制度试点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应之道也是并非完善的。对此,本文针对实践中显现出来的几个突出难题,包括法官员额的制度合法性问题、法官员额数量计算标准问题、法官员额制度实施中法院党务以及司法行政后勤人员的问题、法官员额制度的社会认同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应对思路。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正当性探讨--由法社会学角度切入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于当事人及官府而言存在经济性,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成本与人际成本,该制度亦与传统政府规模相适应,并满足古代官员“无讼” 的价值追求.同时,传统调解制度因其调解手段的商谈性、调解依据的社会性,较之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其特有的有效性.这种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与有效性,作为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使调解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纠纷解决模式的理性选择.传统中国调解制度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的调解适用范围以及兼顾调解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制度优势,通过借鉴这些优势再结合当代中国现实能够完善当代调解制度.     

法官等级制度的困境与出路初探

法官"无视"法官等级的现象在法院中普遍存在,法官等级制度不断被边缘化。这主要是由于制度不合理和实施受体制限制造成的。虽然法官等级制度面临重重困难,但在建立独立的法官序列、形成有效的现代司法管理体系和维护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方面,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因此,坚持正确的理念和方向,进行制度的完善,是法官等级制度走出困境的出路所在。     

论国际反规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长期以来,反规避作为反倾销的延续和发展,在反倾销法上曾一度被指责为理论目标与现实相冲突,尤其是在反规避被理解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背景下,对反规避性质的界定更多是否定意义上的。从辩证角度看,反规避不仅具有合法性,也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反规避立法与现有的法律体系具有相融性和协调性,反规避法调整的后果事实上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所以,正确认识反规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对国际反规避统一立法和我国反规避立法的完善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困境与出路

不同地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审判质效评估均注重合法与和谐而忽视合理性,文书质量评查只注重激励性评优而忽视惩戒性纠错,审判权运行注重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而忽视主审法官、合议庭对案件之决定权,上述做法是制约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说理的三大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可考虑将审判质效评估定位于公正、效率、效果与合理等目标,将"依据有关说理不能得出相应结论"纳入案件质量评查指标,将合理界定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裁决案件的范围作为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内容。     

价值选择的合理性及其检验

因为价值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价值的实现,所以思考价值选择的合理性及其检验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价值选择实现合理化需要主体条件、技术条件和过程条件这三个条件.在逻辑上,判断价值选择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在价值选择过程中是否实现了选择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贯穿了选择理性决定了价值选择的合理化程度的大小.价值选择中的最佳选择具有相对性,所谓正确的价值选择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满意选择,只有动态的、历史的、科学的实践在检验人类价值选择问题上才最有发言权,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论法官的良知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而在法官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文章着重就法官良知的内涵及保持法官良知的内外部诸条件进行了阐述。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法经济学分析

“合理人标准”或“善良家父标准”是传统侵权归责原则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的一般性标准。但是，在产品责任领域将此标准适用到判断产品的状况即产品设计或警示是否有缺陷的问题上时，则缺乏合理性和说服力。要想科学全面地解读产品责任归责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法经济学分析。法经济学通过对产品责任中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效用的经济分析，如运用汉德公式对产品责任人的过错分析，可以找出能够实现最优社会效益的行为模式和责任分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