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法律制度研究

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中海油漏油等事件的处理和应对再次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是企业为实现公众环境知情权而履行的义务。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无论是对于及时应对污染事件,还是对生命健康利益的维护,抑或对环境污染的事后救济都有重要作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一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缺乏统一的环境信息法,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主体、内容等都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有必要围绕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强制公开制度在主体、范围、监管机制及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的不足,进而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信息的强制公开制度提供参考。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现状、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立法和实践上都不断完善,公开内容、范围、质量不断提高,但也存在问题和不足。对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实践中存在的公开主体范围窄、方式混乱、非常态化等问题,亟待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明确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建立统一、便民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完善环境知情权保障和救济机制。长远来看,可开展专门的《信息公开法》立法,构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建立"信息官"制度,提高政府信息管理水平和信息公开能力,并建立"阳光政府",强化环境问题的民主参与意识。     

深化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研究

信息公开不仅涉及公民知情权的合法保护,也是政府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目前,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其在信息公开理念、法律位阶、执法监督、利益驱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配套制度、建构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体系,势必成为今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论证券法之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是各国证券法规定的重要制度.支持信息公开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有三种--随机理论、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理论和现代证券组合理论.并就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功能、法律标准、内容、形式以及我国证券法关于违反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责任做了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现实困境及解决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和实施是行政管理理念的一次深刻变革，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从其实施以来的情况看，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难题，如法律位阶低、公开范围不明确、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和完善。     

上市公司信息的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助力器,选择合理的信息披露模式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发展,有利于信息使用者获得充分、完整、真实、准确的信息.鉴于我国目前的强制披露中仍存在披露不真实、不及时、不充分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信息披露模式,并设立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相关内容的判断原则,以确定不同披露方式下应披露的内容,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诚信政府建设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全方位的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稳固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政府诚信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诚信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环境等全方位加以完善,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历程较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如立法位阶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公开意识不到位、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善信息公开、建设诚信政府应从三个层次加以突破,观念层面上应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理论层面上应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实践层面上应改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并健全监督机制。     

环境不良信用信息清除制度探究

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清除制度,是环境信用体系中的“日落条款”,指为了恢复生产,激励失信企业、环境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积极进行整改,环保部门对其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在符合一定的程序和条件下予以清除的法律制度.中国现有法律仅规定了环境不良信用信息清除制度的前置程序,即公开和可查询期限,而且还存在着适用范围狭窄、启动方式和适用内容不明确,以及期限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完善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清除制度的关键在于:其一,扩大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清除的范围,实现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清除制度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有效对接;其二,明确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清除制度的适用内容及启动方式等实施要件;其三,根据环境失信行为的违法严重程度,探索构建统一的环境不良信用信息记录分级清除体系,实现中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规制会计信息造假的法律思考

导致会计信息造假的原因很多,经济与政治利益的驱动、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协调、会计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都是会计信息造假的诱因.会计信息造假会给国家、企业及会计行业本身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明确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范围、改变举证责任方式、加大惩罚力度、完善会计法规体系这四个方面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达到预防会计信息造假的目的.     

美国信息公开推定原则及方法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但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离不开实践中的方法论.虽然在规范上可以通过对政府信息进行分类、对免除公开信息进行规定等方式来划定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是必定会存在诸多裁量性政府信息,即没有明确具体的公开要件的信息.而对于这些信息如何公开,则须方法论上的支撑.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新启用的公开推定原则,是与公开政府理念相一致的重要方法,其将举证责任负担置于政府机关,而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之前采取的"合理说明"、"实质性基础"等都是形式上符合公开政府的理念,但是在方法论上实际上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相悖的.美国公开推定方法的原理及实践,对于完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思考

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应该包括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和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三个方面。增强透明度能够降低政府代理成本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能够保障社会公平,但有时不能过度透明。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法制化程度低以及政府机构设置和预算内容的披露等问题导致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披露体制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强化公开监督等措施来改进。     

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检视

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中国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问题与解决

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是破产法中的核心法律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司法适用。中国法院对这一“舶来”法律制度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严重的社会本位主义、盲目过高的适用比例、与正常批准的关系颠倒、缺乏全面的审查规定、对普通债权人的保护不利等。要回归法院强制批准正确的司法功能,确保中国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正当适用,就必须借鉴《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及域外的立法,结合2018年最高院《破产审判会议纪要》“审慎适用”规定,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层面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途径包括充分认识法院强制批准权力的属性、正确定位正常批准和强制批准的关系、修订完善强制批准的实体审查条件、合理构建强制批准的审查程序等。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完善。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问题与方法

宪法是法治体系的根本依据，也是法学体系的制度坐标。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首先要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今日国家治理领域现实问题艰巨繁多，对宪法理论课题的研究亟待加深，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脉络，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发展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宪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5年间深市A股公司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不同上市板块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将所有权性质、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且该影响在各上市板块之间存在差异,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板非国有企业,银根越紧缩,中小板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而主板、创业板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本不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在货币宽松期亦或紧缩期,不同板块的所有权性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主板、中小板的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均显著低于同板块的国有企业,而创业板则不然;金融发展程度对不同板块、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在货币紧缩期,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区域的国有企业相较低区域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而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不受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     

论欠缺行为能力老年人政府监护模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全球人权保障水平的提升与成年监护理念的革新,曾经在我国发挥重要作用的现行政府监护模式因监护模式单一、未尊重老年人意愿等问题而陷入困境。 政府监护模式的设计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平衡尊重欠缺行为老年人自主决策权与利用监护手段保护老年人权益之间的关系,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度干预。 因此,我国需要对现行的政府监护模式进行重构,倡导有限制的监护理念,提供必要的公共法律服务,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构建在政府监护机构与司法机关共同监督之下履行政府监护职责的社区服务模式。     

论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权力基础

虽然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相关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性是争议焦点问题之一.不少学者基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我国的制度架构,认为检察机关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但是,从检察权的权力内涵、权力性质和功能预期上考察,它保护社会公益的属性为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形成了正当性基础.并且,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在陆续试点的环保法庭司法创新实践中得到肯定.     

并购重组中内幕交易为何如此频繁？——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并不少见,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从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以2007—2016年并购重组中实际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高管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内幕交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会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产生重要影响。高管和政府的社会关系以及高管和金融机构的社会关系均是泄露的途径。上市公司高管在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任职经历越丰富,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就越严重。与此同时,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员进入到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可以起到遏制内幕信息泄露的作用。为了有效防止非法内幕交易,建议监管部门将公司高管在职业生涯中拓展的社会关系作为监管和关注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