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赜

明季贵州佛教鼎盛,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其之众多、之宏盛、之布广,元明以来,未之有也。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南明君臣承明朝遗规,对滇黔之地的佛教寺院更是注意保护和修建。二、佛门僧徒以超尘出世的宗教精神,刻苦习劳冒险的习惯,广事拓殖,建寺造庵。三、明朝遗民逃禅辟建,黔中明朝遗民为全其志节,多逃禅出家,其中很多人把精力倾注于佛教兴盛的事业上,他们或创佛寺,或建梵林,或兴名山,遂使黔中寺院更增其盛。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浅议金堡的佛学思想及其僧诤活动

明末清初,大批不愿做贰臣、具有民族情结的遗民涌入佛门,近世学者多以逃禅二字来定性他们的行为。金堡便是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在逃禅的潮流中皈依佛门的。他的入佛,多少与那些反清复明的志士有所不同,皈依二字更适合于金堡的出家。对于金堡的生平而言,逃是无奈的举动,皈似乎更能体现一种心灵上的归宿。其经历了人生目标、人生理想乃至整个心性的转变,对佛法精髓的不懈追求,用儒学、道学来阐释佛学,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曹洞宗的一代宗师。     

谁怜白骨掩黄沙--清初绍兴二遗民的生平与创作

清初绍兴遗民群作为清初浙东两大遗民群之一,又分为在乡本籍遗民、在外流寓遗民和寓此外地遗民三类,该文介绍鲜为人知的第二类两个代表遗民的生平与创作.两位都是在明亡之后寓居吴地、终老吴地者,尽管一个更多地张扬了越文化精神中侠肝义胆的一面,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越文化精神中诗酒风流的风采,一个诗风直率与渊雅兼备,一个诗情多磊落奇伟不平之气,但贯穿他们全部生平与创作的坚韧人生态度和坚定民族气节,则完全是相同的.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隐逸词在南宋遗民词中的新变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是宋亡后士大夫心理与境遇的反映。南宋遗民词人的心奥,南宋遗民词中隐逸词的新特点,是在宋末元初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其时的特有文化现象。     

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及心理分析

朱元璋开启明代廷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卑性格作祟,另一方面是他深谙廷杖折辱人尊严的本质,试图利用廷杖这一刑罚打掉士大夫官员的尊严、自信、人格与骨气,让他们再不敢抱有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幻想,使他们完全依附于皇权,以实现皇帝个人唯我独尊的局面。以往的研究依据旁观者的描述去看待廷杖,将其看作是士大夫官员用来砥砺志节、激扬名节的捷径,其研究偏离了廷杖的本质。廷杖的本质在于折损士大夫官员的士人气节,打掉他们的人格尊严,从而给皇权制造大批忠实的奴才。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廷杖之刑对明代的士风和政治风气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明代后期,折了气节的士大夫官员面对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历史巨变,多变节自保,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略论明代的僧官制度

明初确立的僧官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套僧官制度,在僧官设职、铨选、职掌等方面,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僧官网络,并通过编制僧籍簿册,有效地管理了有明一代的佛教事务,使佛教一直成为明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得力工具。     

论敦煌宗教话本《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

敦煌文献中的《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是两篇宗教文学话本.它们都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利用民间说话艺术形式进行宗教宣传、神话宗教人物的宣传作品.《庐山远公话》叙东晋名僧惠远的故事,但除了惠远家住雁门、庐山出家的基本框架外,其他绝大部分情节、特别是其主干情节如白庄劫寺、远公为奴、远公与道安论议等都是作者虚构的.这种虚构在正统僧人看来是"诳",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是文学的自觉.《叶净能诗》则把初唐至盛唐百余年间的明崇俨、申天师、叶法善、罗公远等著名道士的奇闻轶事都"捏合"在道士叶净能的身上,集中表现他的奇术异能.该话本有些情节写得饶有风趣,宣传教化及娱心两相兼顾.     

《释名》附加后缀“然”的复音词研究

《释名》是我国语言史上第一部明确以推原为目的的训诂专著。本文通过对该书 97个附加后缀“然”的复音词具体、细致的分析 ,借以深入发掘和认识《释名》在语言学方面的真正价值和重要地位 ,以弥补今人对东汉词语研究的不足。     

卢文弨、吴骞校补《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再校

《千顷堂书目》是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广为搜寻明代文献典籍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千顷堂书目》问题较多,清代诸多藏书家都曾为之校补,其中有卢文弨和吴骞。卢、吴二人依据不同底本,考订时代分类,校正文字,增补条目、注文等,取得不小成绩。然而,经校补后的书目仍存诸多问题,卢、吴二人尚有遗校、误校之处。以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为中心,校出卢校误八则、吴校误十九则。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周易》中的“时”及相关问题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时指四季运行,又指天道。《周易》中“时”与“动”相关,凡“动”必依于时,因此有“时变”、“时报”、“时成”、“时中”等等,《周易》卦象中乾、艮、震、兑、巽、坎皆为时。     

《宋文宪公护法录》题名问题补议

《护法录》是宋濂的有关佛教作品的选集。最初由万历年间高僧云栖祩宏整理宋濂文集中有关佛教的作品,编辑成书,曰《皇明护法录》。至明天启年间,钱谦益依据云栖本《护法录》,重新索骥于宋濂文集,合璧祩宏所辑,加注修订,且为之序,名曰《宋文宪公护法录》,钱氏序作于万历丙辰年（1616）冬,钱氏订之《护法录》,刊刻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三年（1623）,入《嘉兴藏》。《皇明护法录》与《宋文宪公护法录》从源流来看,是父子关系,《宋文宪公护法录》流传至今,成为近世刊印的祖本,《皇明护法录》佚失。二者因通称《护法录》而产生混淆,又与其他护法集混淆,故厘清源流,辨章称谓,裨益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