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特点、成因及启示

从种植面积和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市场化种植国家集中度、作物品种、性状选择4个方面对当前全球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对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对我国的3点启示:科学合理的确定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优先序;加大第二、三代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并大力推进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大力培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转基因技术产学研一体化龙头企业。     

转基因食品政策的跨文化分析

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其对生产方式的变革远胜于以往其他任何技术。由于各国国情及传统文化不同,使各国在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也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对各国制定不同的转基因食品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述了不同国家传统文化下的转基因食品发展,并基于此做出转基因食品政策的跨文化分析。     

中国涉农公务员群体转基因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身份特质，公务员群体的转基因态度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对全国3018名主要涉农公务员进行转基因态度及认知的问卷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整体上对转基因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伴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务员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行为态度与国家行为态度的二元分化。在个人消费层面上，公务员群体依旧抱有较为保守的反对态度；而在国家研发与管控层面上，公务员群体则表现出与国家政策方针较为一致的支持态度。此外，公务员群体整体基因科学素养不高，并倾向于对转基因阴谋论持有中立或认可的态度。心理风险感知是公务员群体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最为重要的认知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定向的转基因科普宣传，提高这一群体的基因科学素养、降低其阴谋论认知并对其心理风险感知进行有的放矢的干涉。这些工作有望改善公务员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而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     

知识可以改变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吗?——探究科技争议下的极化态度

文章探讨了生物技术知识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检视不同时代、不同国情背景下的调研数据,发现掌握生物技术知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能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反,在不同国家以及转基因争议的不同阶段,生物技术知识和受众学历在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作用似乎不同。通过系统探讨转基因争议的媒体因素与心理机制推断: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争议情景下,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心理认知机制被激活,取代了他们利用知识进行理性衡量的认知手段。这一研究为理解科技争议与极化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我国"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化":政策框架与价值诉求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推动了世界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在这一议题上的政策态度历经了十年多的变迁过程,也基本上形成了相应的政策框架.这一政策立场及政策框架是受实践层面、认知层面与政策层面等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这一政策轨迹与政策窗口的打开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与规律.而且,这一政策框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多维价值诉求.     

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生物安全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

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基因污染 ,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危险性并存 ,为了防止基因污染的危害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主要对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安全性作出了规定 ,这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一个条约 ,它首次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 ,并将对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使国际环境法出现了一个新领域 :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生物技术作物发展的路障分析

尽管生物技术作物在近十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与这一技术本身所蕴涵的优势、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有很大差距。而制约生物技术作物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国家政策取向、农业生物技术研发能力、相关法规、消费者偏好、农民的收益等,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形成了生物技术作物发展的路径障碍,影响生物技术作物的发展。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西安市区消费者的调研数据,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的认知程度,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感知风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同人口特征在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转基因食品知识、社会信任与感知风险呈显著负向关系,对健康的关心与感知风险呈显著正向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传媒视角下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研究的讨论

近年来国外学者已经从传媒视角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及影响、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科学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今后,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的传媒视角研究还有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长时段、大范围地对转基因技术媒体报道的系统研究、中外传媒比较视角的研究以及实证调查与媒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等。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性质、效应与政策

人类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是为追求农业经济利润和促进农业技术自组织系统的完善和升华,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类繁荣和发展。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具有超自然、私人垄断、全球快速扩散的三大特性,这些特性在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快速商业化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产业效应。在中国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战略中,应以更加前瞻的视角,纠正以往重在衡量技术经济效益的决策标准,引导技术保障农业长期安全和国民幸福。     

入世十年的中国农产品贸易与竞争力问题研究

中国已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大国。在农产品入世十年(2001-2010年)中,由于成功地运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补性发展格局,带来了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可喜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整体不强等原因,中国农产品的未来发展仍面临种种问题,因而,制定相应政策目标和政策优化显得极为重要。     

国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对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在国外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农业土地政策各不相同,他们各自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有自身的特点,应对国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予以借鉴,使政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遵循转移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自身特点,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之路。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经济学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作为有益于东道国发展的政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不同国家和不同市场条件而异.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研究,并采用相应的外资政策.     

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农业保险,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稳定本国农业生产的三大政策性措施(农业保险、农产品扶持价格政策和农业信贷补贴)之一,其形成与发展的状况是衡量一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不断萎缩,日渐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增长的瓶颈。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一个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体的农业保险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措施。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初步揭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发展道路、方针政策和科技依托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反思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历经10年有余。从纵向的发展方向,通过归纳和内容分析法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反思学术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依据。而通过解构的视角可以得出其理论展开呈现出＂生物安全性＂＂产业化取向＂＂具体政策选择＂3个阶段性的特征,这3个特征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理论研究呈现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四大学科视域;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理论建构研究,还有待在转基因作物定义的界定、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战略的定位、中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发展的战略审视、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公共政策学的思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不可行性论证＂5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改进。     

我国“五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将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这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问题。面临"五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确的路径选择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科学发展之路。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从理论上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从世界不同国家发展的实践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中国及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践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针对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镇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制度障碍加大了农民进入城镇的难度和成本三大问题,建议采取四大对策：1．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农民收入差距;2．政府公共服务重点和投资应进行战略转移。由城市转向农村;3．政府应加快完善重要的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支撑机制,推动我市农民增收市场化长效机制的建设;4．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