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辨骚》和“变乎骚”——兼谈刘勰文艺思想的矛盾

《文心雕龙》研究中,对《辨骚》篇和“变乎骚”原则歧议较多。见仁见智固是重要原因,但刘勰本人思想上存在矛盾似乎更是主导方面。这矛盾表现在他对《离骚》四事合经、四事异典的分析和“词赋英杰”、“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总评价中。《辨骚》是“变乎骚”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弄清上述矛盾的思想原因,“变乎骚”的含义和用意就不难解决了。     

学术论著 贵在创新——读杨仲义教授《诗骚新识》

杨仲义先生的新作《诗骚新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书由《旧说辨妄》、《风骚传统》、《风骚审美》、《“风”旨辩证》、《屈骚析疑》等五个部分结构而成.五部分分别针对着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诗经》与楚辞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即一、《诗经》、楚辞语句的不少难解之处,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二、……     

《辨骚》和《文心雕龙》枢纽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枢纽论有五篇论文：《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辨骚》。《辨骚》是从文学的语言表现和写作方法上指导写作的总论。既然作为文学总论,《辨骚》就不可能和《诠赋》一起置于文体论中,让读者面对一体而二论莫知所以,所以刘勰自己把《辨骚》放在枢纽论中是没有错的,不管是从论文思想还是从行文条贯上都是毫不含糊的。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中国文论思维形态

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逻辑严整明晰的著作,但是它的逻辑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辨骚》篇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论不作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证的特色。其理论所阐释的,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关系,而是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思维由技艺和操作环节体验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实践理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辨骚》作为文学从广义文章向审美性的文学发展的典范树立起来,是中国文论对文学的文学性的一个重要认识。《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突出地位,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逐步树立起诗骚并重的文学观念,并且以《离骚》和楚辞的文学性、审美性来阐释《诗经》的文学意义,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的一页。     

《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     

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拙文《〈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刊出后,两年来,赵永纪、滕福海、李炳勋、马宏山等同志,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是我竭诚欢迎的。赵、滕、李、马诸文,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即此篇应归全书总论还是文体论。因此,本文只对此略陈己见,其他问题,留待另文。 (一) 关于《辨骚》篇归属问题就我所知,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出现两种对立的看法了。如刘师培以《明诗》至《谐隐》的十篇为“有韵之文”,梁绳袆则以《辨骚》至《书记》的二十一篇为“文章流别论”。范文澜更早在一九二三年就以“诗之旁出     

《文心雕龙·辩骚》辩

《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一书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在《文心》一书中所占的地位,即归属问题——归属于“文之枢纽”的总论还是归属于文体论——本来是很清楚的,刘勰曾在《序志》篇明确指出: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是至今在评论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近年来,又提出了《辨骚》何以辨、辨什么的问题。本文主要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文心雕龙》一书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理论专著,它建立了自己极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可谓体大思精之作。全书五十篇自成四个单元,各有其中心,而又丝丝入扣。《原道》至《辨骚》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明诗》至《书记》“乃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剖情析采”,是创作论和批评论,《序志》是全书的总结。《辨骚》一篇在全书处于“文之枢纽”的关键地位,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相并列,构成全书的纲领,可见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歌创作看得是何等的重要。《辨骚》篇也的的确确洋溢着刘勰对屈原,对以《离骚》为标志的骚体诗歌的无限赞美和高度评价。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洞口方言的介词“把1”、“乞1”和“把乞1”

介词“把1”、“乞1”、“把乞1”的语法功能主要是构成给予句式，这些句式的句法特征、句式来源和语言地位各不相同；三者在句式中的不同表现预示着它们语言地位和发展趋势的不同：“把1”和“乞1”的竞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句式优势决定了“把1”的竞争优势；“把乞1”词形受“把1”和“乞1”的类化，暂时没有被排斥的危险。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包头方言“圪”头词研究

在包头方言入声字中,有几个入声词头运用非常广泛,其中最为活跃且能产性最高的要属“圪”字。“圪”[ka？]保存了入声喉塞音[-？],作词头可以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和语气词。“圪”由一个表示“墙高”或“高土”的实语素演变为一个词头的虚语素,是与实词虚化有关。从汉语语音发展序列看,包头方言的入声已完成了[-P—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