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原则

秘密侦查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特殊的属性。秘密侦查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但是证据采信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确立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原则十分必要。总体而言,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应坚持程序公正原则和对抗性原则。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从秘密侦查制度切入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论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原则

秘密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具有狠、准、稳地打击犯罪的重要作用,受到实践部门的青睐。然而,在证据的采信方面,对秘密侦查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刑事侦查法治化的背景下,确立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原则十分必要。通过分析美国的实际情况,本文结合我国的侦查实践,提出秘密侦查证据采信的两个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和对抗性原则。     

秘密侦查措施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分类研究

新刑诉法以专节形式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但刑诉法现有规定相当粗放,实践中相关概念和类型划分也存在着含混不清、标准不统一等突出问题。从保障人权、促进秘密侦查措施在法治建设背景下的规范管理和运行来看,需要深入研究秘密侦查的基本特征并制定相关具体制度。本文认为,秘密侦查措施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除了其实施过程不被相对人知晓这一基本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隐私、住宅、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等高层次的宪法性人权保障。秘密执行拘捕不属于秘密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不同于侦查保密,不能以侦查保密需要为由扩大秘密侦查措施的范围。从不同角度对秘密侦查措施进行分类研究有助于此类措施的相关制度建设。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与重构——以刑事侦讯为视角

从刑事侦讯的角度来看,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程序本身的线性结构所产生的被追诉方地位的极度弱化,以及基本的程序性制约和交涉与互动机制的缺失;第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侦查任务性和工具性的要求,没有体现侦查活动制约与控制的精神;第三,在侦查行为的定性、立法样式和相互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首先,侦查程序的构造应具有交涉与互动以及程序性抑制的基本特征;第二,将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比例原则和侦查的制约与控制原则作为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第三,在侦查程序的归类、侦查行为的方式以及侦查程序内容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秘密侦查不同于技术侦查,其含义广于后者。秘密侦查完全隐蔽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均在其本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秘密侦查。根据我国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也应当将秘密侦查法制化。对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规制,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色,应当由检察官来决定比较适宜。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刑事犯罪活动日趋智能化、复杂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均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以确保秘密侦查措施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因此,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明确其运用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侦查诉讼化初论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阶段之一,因此有必要把它纳入诉讼进程,即实现侦查的诉讼化.侦查诉讼化的提出基于人权保障之目的,其特征在于侦查行为被纳入一定的司法审查机制范围中,侦查机关的强制处分权交由中立的第三方行使.侦查诉讼化的价值基础在于自治性、平等性和参与性.实现侦查诉讼化的途径依赖于观念、立法和机构的更新,有助于司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权利与权力之间——侦查双轨制和单轨制实质分析

双轨制侦查和单轨制侦查是侦查模式的基本分类,一般认为单轨制侦查是只有国家机关才拥有侦查权的形式,双轨制侦查则是国家机关和特定的个人都拥有侦查取证权利的模式.将侦查和调查涵括为调查取证活动,从实施主体、可采取措施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进行比对分析,认为单轨制侦查和双轨制侦查实际上都是"双轨",只是不同国家侦查体系下两轨的宽窄不同.进一步比较分析,两种侦查体系下,国家机关所拥有的调查取证权范围相差不大,在更注重人权保障的国家,对国家机关的该权利限制较多,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实施多需中立的第三人审批.而两种制度下特定的私人主体都拥有基础的调查取证权,主要区别在于主体的范围、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实施措施的条件、限制等.在双轨制侦查国家拥有调查取证权利的私人主体更广,权利范围更大,条件和限制更少.     

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有组织犯罪以组织性、隐蔽性、智能化程度高为突出特征,所涉及的犯罪领域多、取证难成为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侦查机关广泛运用秘密侦查,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正当性,但同时也侵犯了公民权利,涉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应及时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秘密侦查合法化,在程序运行上对秘密侦查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双重目的。     

民事证据秘密保护的程序机制分析

秘密保护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一环,而证据调查却与之产生了微妙的张力。本文集中就民事证据调查收集中的秘密保护制度与程序做了详尽的阐述,为解决信息公开和秘密保护的冲突提供了解决的路径和方法。      

私人刑事调查的特征与类别考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现实价值。通过分析归纳,认为其具有实施主体的非国家公权力化、主要手段的非强制化和直接目的的私力救济化等特征。在主要类别上,它分为私家侦探刑事调查、律师私下刑事调查和其他私主体刑事调查三大类。     

关于提前介入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提前介入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其必要性．对刑事侦查的质量和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提前介入制度与侦查保密制度、回避原则的冲突之处,是可以解决的,这有待在制度的设计上进一步完善。     

论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及范围

国家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是各国的通例。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及适用范围由一国国家行为理论及制度决定。在我国 ,目前已有三部法律规定了“国家行为”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 ,基于各种原因 ,国家行为的范围是不同的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在侦查犯罪方面的准确、高效和在人权方面的侵害性,一直备受争议.从我国法理层面来看,诱惑侦查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关键是应当合理规制.     

从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活动看“三个代表”

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活动与"三个代表"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从他社会调查活动的历史背景看, 已孕育着提出"三个代表"的条件;从他的社会调查活动看,已初步体现了"三个代表";从他早期对社会认识的高度看,中共党史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从他社会调查活动给我们的启示看,正确的社会调查应围绕"三个代表"要求而进行.     

浅论刑事立案初查

由于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初查在实践中遇到合法性存疑、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以及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等多重障碍。通观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我国应当通过降低立案审查标准、认初查合法化、确定初查证据附条件的证据能力等方式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