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也谈“将文人趣味打并入艳情”——以文人词为视角看少游词的价值

历代以来,学人从情的角度、从词的特性角度所揭示的少游"以心为词"、"雅淡趣幽"等也的确抓住了其为词的要害,但有失笼统.自明代张南湖以来,关于少游词的评品又陷入了豪放、婉约之争的窠臼.历代关于少游批评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特别顾及元祐那个极具文化意蕴的时代大背景.从文人词视角论证,少游的魅力在于和柳永相比,他能直达情感、生命的极处,他也因此成为元祐文士代表之一;和苏轼相比,他又能将文人趣味落实到人情的日常,实现元祐文士高雅情致与平常日用在词中的完美结合.他的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是文人词的代表,这是他的词价值之所在.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从前期词活动看女性的附庸处境

文人词诞生于文化娱乐畸形繁荣的环境中,词文本以描摹女色、刻画闺闱之事,感发艳情为主,可以说从晚唐到苏轼以前,女性在词文化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正统文学观却拒绝词这一新型文学样态,论词者称词也必以贬斥为主,词为"艳科"、"作词为末技"、词为"小道"是唐宋文人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基于趋于一致的深层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而其支点则在于女性在私有制中的附庸地位.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两宋所传词集续考

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宋词在当时的传播状况,将传统的版本目录学纳入到文学传播视野之内,使词集的版本目录文献变为词集的传播史料,或能盘活词学研究的资源,扩大词学研究的视域。通过考察宋代词人苏庠、毛滂、吴礼之、赵鼎、黄大舆、李弥逊、潘良贵、冯时行、欧阳澈、曾惇等十家词集在南宋时期的版本传刻情形,即可管窥宋词在当时的书册传播状况。南宋人的词集,大多有诗文集外单行本和诗文合刻本二种。词与诗文合刻,表明南宋文人已将词视为可与诗并称传世的诗体。不再像北宋文人那样,词作不能入诗文集,只能作为另册集外别行。虽然南宋尚有少数文人坚持认为词不宜与诗并刊,诗集不收词作,但大多数人已改变了这种重诗轻词的观念。词作结集刊行,成为南宋词传播的主要形式。     

浅谈李之仪的咏怀词

北宋词人李之仪的词作中,除备受称赞的爱情词外,咏怀词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李之仪一生际遇坎坷,仕途不顺,又是"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咏怀词直抒慨叹人生之情,亦承"苏门"旷达之风,在其词学思想的指导下,有着"自有一种风格"、言尽而意远的艺术特色。     

简论早期文人词的贡献与研究缺失之原因

从初唐至中唐,是早期文人词创作的阶段。与之相应,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词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民间创作固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但早期文人的创作对于这一新兴诗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词学界,早期文人词的贡献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早期文人词研究近乎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最初朝廷不重视、社会观念轻视、唐诗宋词成就卓著、诗词分界不明、敦煌曲子词被发现等五个方面原因所致。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宋词的声音传播探究

声音是宋词传播的主要方式,对宋词的即时传播有很大的作用。艺妓传唱,男性歌者歌唱及吟诵传播是宋词声音传播的主要方式。宋词的传播方式、传播功能和传播场合不同,其传播效果也有差异。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两宋江西词发展及其贡献的定量分析

两宋时期,江西涌现出190多位词人。名列全国前茅。大量的统计数据直观地表明,这些词人具有旺盛的创作力、极高的创作水准和丰富的词学思想,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词人都要突出的成就,为宋代词作的繁荣及传播作出了贡献。他们形成了两宋江西词坛上的七个词人群体,即晏欧词人、江西诗派中的江西词人、江西南渡词人、辛派中的江西词人、淳雅派中的江西词人、风格闲逸的江西词人和“凤林书院”词人。这七个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审美特色和规模影响。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宋词的书册传播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色

宋代歌妓不仅以演唱的方式作为宋词主要的传播者,对宋词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直接地进行词的创作。虽然宋代歌妓词人的作品数量有限,文学成就不高,但却展示了宋代歌妓的精神世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宋代的社会文化。从宋代乐妓制度入手,可以分析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点。     

明人和宋词刍议

明人和宋词,即明人对宋代词作的跨时空追和与赓续,是明代对宋词的传播与接受的一种形态表现。明人和宋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宋代词家亦广,包括宋代大家名家。和宋词的主要模式有三种,而其产生的缘由则是出于宋词的名篇效应、明人社交的需要及个人情志表达的需要。论述明人和宋词可以一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接受轨迹及明人词学发展的印记。     

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

《乐府指迷》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方面,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它标志着南宋后期词话的较高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     

北宋词坛上的两束奇葩——魏玩与朱淑真词论

魏玩与朱淑真,是北宋词坛上的两束奇葩.魏玩<鲁国夫人词>风调谐婉,语言清新,其善于化用唐人诗句,以"自言体"代替"代言体",转换抒情形式等特点,对推动词体艺术的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朱淑真<断肠词>主要由闺思与咏物两大类构成,其中又以闺思为最.意象的纤丽细弱,比喻的别出心栽,赋物以人格化,是朱词表现在艺术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二人的共同努力,为北宋女性词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

八脚词是明代八股文一种少为人知的异称.该文认为"脚"这个术语起源于宋代文章学,它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术语,指一种具有并列意义的层次和结构形态."八脚词"这个名称透露出八股文与宋代儒学、宋代考试文体具有某种关联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