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碰撞与涵容

文章以本世纪初北美Media Ecology引入之后,中国传播学界引发的一场"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之间的论争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梳理、语义分析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论争的缘起、发展以及两派学人各自的主张、论争的焦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经过近十年的沉淀和思考,当下对于Media Ecology在中国的发展与思考,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论文对于两派的关注,不仅注意到两派之间的差异,还注意两派研究的同一与涵容之处。希图为学界对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认识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考。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论”与“宣传鼓动说”

1930年3月2日，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左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里单就其文学批评方面作一整理。左联的文学批评成果是很丰富的，例如，有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典型与个性”等文学原理的探讨，有关于华汉《地泉三部曲》、丁玲的《水》之类的作品批评，有对于“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文学思想的论争，……然而当审视他们那众多的观点主张和批评话语时，我们感觉到其中有两个批评观念是很值得我们去加以解析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左联其他文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也…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争

唐宋之争超出了对唐宋两个特定历史时期诗歌创作与欣赏的争辩 ,具有普遍的诗学批评价值。从这一论争的逻辑起点来看 ,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争缘起于宋诗有别于唐诗自成面目 ,铺展于南宋前期诗坛对江西诗的论说申辩 ,衍化于永嘉派与江西派的对垒 ,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深化于严羽依据其独特的诗学批评原则的分唐界宋之论     

先秦史学批评述论

本文认为,先秦是中国史学批评的萌芽阶段,探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的状貌,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和特点。此期关于史学价值之认识,有鉴戒得失、惩恶劝善、可资施政、有裨修养四说;关于史书编撰要素,有“事”、“文”、“义”三方面的探讨;关于史家素质,确立了“学识渊博”和“书法不隐”两条“良史”标准;关于批评自身之审度,触及了广义论辩的目的和特征,并无意中揭示出“知人论世”之科学方法。此期史学批评还有三个特点: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极为关注史学的政治功用而未重技术方法。     

“自然为宗”: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兼论中纯夫先生王门三派说质疑

目前,王门现成、归寂、修证三派说取得普遍认同．日本学者中纯夫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但不反对现成派的名称。然“现成”之说并未表达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王畿一生所标榜的是“四无税”．“现成良知”仅是他与归寂派论争中出现的。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应是“自然为宗”。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缘于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受到胡风的激赏和提携,跻身于七月派.舒芜在七月派刊物上的理论和杂文,表征了七月派的发展趋于自觉的态势及其内部建构的转型.他的理论批评彰显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引发的论争强化了七月派的声势和品格.在理论批评中舒芜与七月派同人存在着互动性和协同性,他们共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有力的呼应,但在畛域和路径上,舒芜是从哲学和接受的角度立论,有别于其他成员从创作和艺术层面的阐释.     

关于茅盾的几次论争述评

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与交汇,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蜂拥而入,以及一些文坛回忆录的发表,茅盾从政治、人品直到文学创作遭到全面冲击,并在学界引起了论争。这些论争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着茅盾研究的发展。此文就其中较重要者,如胡风、秦德君等人的回忆录和“重写文学史”以及重排文学大师“座次”等思潮中对茅盾及其作品的贬抑、否定而引发的论争,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爬梳,以期茅盾研究得以健康深入的发展。     

《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研究》序

<正>论争是近现代以来曲学界审视、解读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衍变态势与纠结现象的一个牵涉诸多复杂因素、颇具理性思辨特质的学术热点。不论从文献的梳理编纂还是论著的建构表述,戏曲理论批评论争都是一个不能忽略、不可遗漏的重要内容,不仅文学史、戏曲史往往把它作为切入明代戏曲理论批评纷乱格局的关键,而且涌现出许多以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为专题的论文,使对这一簇聚人气潜蕴学理的热络问题的观照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走向纵深、走向缜密。尤为珍贵的是,由此引起的相关研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寻找与背离：寻根派小说论

寻根派小说作为最近几十年以来惟一自觉的小说流派 ,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点。寻根派小说纠结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 ,暧昧的传统特色与模糊的现代特征导致了寻根派小说具备着罗杰·福勒所说的“文本间性”的特征 ;寻找与背离 ,是寻根派小说的文本品性。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几点看法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界发生过所谓“两个口号论争”。这本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论争,但“四人邦”却硬把这种内部论争歪曲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斗争。他们假惺惺地称颂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口号,而“国防文学”却被说成“卖国文学”。是什么“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提出这一口号的周扬等党员作家,则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真是歪曲历     

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

[提要]无论是探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建设,重估波格丹诺夫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还是重审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发展史,都有必要厘清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联系。通过细读文本,还原历史现场,可知,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1921年到1934年之间,深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理论概念的命名,另一方面体现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不过,作家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解和实践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转述与初识、征用与实践、清除与残留;这一理论满足了作家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最初想象,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文艺建设的理论资源,随着1930年以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相关文章在中国的译介,作家从哲学、美学、方法论、批评实践、政治倾向上系统反思无产阶级文化派。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评价影响了中国的认识和实践。无产阶级文化派-波格丹诺夫的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以“我”为主,选择适合中国现实的资源,加以改造,进行理论建设。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学术必须在批评与争鸣之中发展——评《汕头大学学报》“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从2003年开始设立了“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三年以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热烈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事实表明,学术必须在批评与争鸣之中发展。中国当代学术,必须批评各种各样的不正确观点和理论,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观点,论争清楚各种概念、范畴、观点、方法、体系,才可能得到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