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登记行为的性质辨析、司法检视与法治完善

船舶登记的行为性质辨析,是规范船舶登记行为的前提.虽然存在"类型区分说"、"行政确认说"、"私法行为说"、"准行政行为说"、"公私法双重属性说"等观点,但基于概念的厘清以及行政规制的需求,应认定船舶登记行为是行政登记的类型之一,本质上是一种独立、具体的行政行为,因此船舶登记产生的纠纷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管窥船舶登记的司法审查现状与问题,主要聚焦在审查模式的选择困境、超过起诉期限的判断标准不清、原告资格的认定缺乏判断规范、司法的天平基本偏向船舶登记机构等方面.基于司法的指引功能,未来法治化完善路径包括确立审慎合理的船舶登记审查模式,严格规范船舶登记行为,建立标准化的起诉期限与原告资格判断框架以及丰富判决形式.     

析房产登记行为纠纷的审查处理——兼议民事与行政交叉问题的解决

通过归纳司法实务中涉及房产登记行为的纠纷种类,分析房产登记行为本身性质,借鉴域内外对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交叉问题处理的主要方式与原则,解决所涉案件的民事和行政问题。提出＂除少数起诉登记不作为、登记行政赔偿等类型案件外,其余绝大多数涉及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案件均可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的观点,并就此解决方式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粗浅的论证。     

不动产登记中行政与民事纠纷交织的解决路径

在不动产登记案件中,既涉及民事纠纷又牵扯行政纠纷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对该类案件的处理,民事与行政审查的侧重点不一,司法实践者对此也各执己见,使得不动产登记纠纷案件审判结果迥异,降低了审判效率。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很多学者提出民行一并审理的提议,《行政诉讼法》第63条第1款也应运而出,提出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一并审理民事纠纷。该条款似乎想结束这种混乱的现象,但是能否起到预期效果尚未可知。根据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分析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可诉性,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查范围、程序设置、审判效果等方面分析行政与民事纠纷交织案件合并审理的弊端,并提出审理该类案件时应把握的原则及救济措施。     

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其意义 ———基于多阶段行政行为理论的分析

土地征收审批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内部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并无一致观点,这不仅导致了对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管理的混乱,还致使被征收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困顿.土地征收行为属于多阶段行政行为,按照显名主义原则,行政主体应为公告机关,土地征收审批行为只是审批机关的参与行为,是行政内部行为.但是,借鉴台湾地区尤其是德国的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土地征收审批行为应属于显名主义原则的例外情形,在性质上应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科学合理地认定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对于构建土地征收行为的正当程序及明晰被征收人权利救济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司法中当事人的诉讼救济选择

当事人对行政司法行为不服的诉讼救济选择之所以非常艰难,其实质在于行政与民事争议的竞合.当前司法实践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结果矛盾,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当事人与法院无所适从,导致争议的起诉与管辖不确定;单独的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既没有解决行政争议,也没有解决民事争议,出现反复诉讼.因此,必须正确认识行政司法是行政权扩张的结果,是现代积极行政的产物;是现代服务行政的特定现象,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性质.不服行政司法的诉讼外在表象主要是行政诉讼,实质是民事诉讼.其解决之道只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对应的实体法不仅有公法也有私法.行政司法的诉讼选择途径是惟一的,其适用范围也是特定的.因此,行政诉讼法时此应回应现实,作出规定.     

论行政行为概念的嬗变

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行为概念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概念通说的首要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其体系混乱、确定性与灵活性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行政对民主性、科学性的日益关注,服务行政逐渐在我国的法律中开始出现,法的人权保障首要价值逐渐攀升到法的价值的顶端。行政行为概念通说价值上不符合法的价值位阶,内容上不能涵盖服务行政,在形式上不能解释服务行政的方式,因此行政行为概念应该根据中国司法实践作扩大解释。扩大后的行政行为概念将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价值,内容包括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准行政(法律)行为,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体系。按照法的价值位阶和我国的司法实践要求,确定的行政行为需要对我国行政行为成立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实现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协调、统一。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登记行为的性质

《物权法》颁布后,在因法律行为所引发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必须遵守公示原则,其中公示方法为登记。但是由于我国没有不动产的统一登记法,导致对登记行为的性质认识争议较大。通过立法论的研究方法,登记行为的性质是准行政行为。     

试论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和刑事司法行为的界定

对我国公安机关的两种行为——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行为进行了分析、比较。公安机关在实践中由于滥用刑事司法权 ,导致刑事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难以界定 ,这给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带来困难。针对这种状况 ,提出了界定我国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行为的标准 ,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作出评析     

论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法律性质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法律性质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有证据说、行政行为说与折中说三种,其各有不足。事故认定书不仅存在着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不可诉与司法实践中行政可诉性的矛盾,而且在有关法律性质的争议中有三方面疑问一直未得解决。事故认定书是行政调查、认定事故的最终环节,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目前对其救济的法定形式单一,现行的复核制度无法满足对其救济的需要。     

试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本文从内部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内外部行政行为的区别入手,综述了我国对内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立法和国外有关内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情况,分析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意义。结合我国实际探讨对内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设想。     

行政登记案件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研究

作为协调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一种可行方式,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行政登记案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在审理行政登记案件时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合法性。深入分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关问题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行政登记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何种行政登记案件可以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其适用程序展开分析,对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对房屋权属登记行为的法律思考

对民事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房屋权属登记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 ,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既体现着行政职能 ,又影响着公众的知情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承担登记职责的行政机关应依照法定程序严格履行职责 ,防范瑕疵登记现象 ,因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核准登记不当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失的 ,登记机关应负赔偿责任     

行政合同特权探析

行政合同特权是行政合同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基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以及公共利益优位理念而产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理论抑或实践 ,行政合同特权都是现实存在的。平衡行政合同特权 ,回归“合同”性质是行政合同特权与契约精神碰撞与协调的归宿。深入研究行政合同特权理论对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构建以及行政合同立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莺要法治意义。     

国家机关应否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

根据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单位犯罪的原理,国家机关不应成为单位犯罪的犯罪主体;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加上必然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困难,国家机关不应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国家机关承担责任的形式只有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两种,国家机关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均衡绩效管理及其在行政部门的应用前景

均衡绩效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绩效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并在营利组织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这一理论被部分发达国家的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行政部门采纳运用,对于改进这些组织的管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引进、学习它国先进经验并创造性地改造、利用是我国的一项既定方针,而对均衡绩效管理这一在国外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管理中卓有成效的理论加以改造,探索其在我国行政部门中的应用是值得尝试的。但由于我国行政部门与国外营利组织、行政部门性质及结构上的差异,均衡绩效管理在我国应用时要加以适当的调整。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