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荀对管仲的评说

春秋时的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一匡",建立了千秋功业,但学者们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就儒家学者孔、孟、荀来看,孔子赞之"如其仁,如其仁",孟子认为管仲佐桓公乃"三王之罪人",荀子从"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孔、孟、荀在品评管仲中表现出的不同,反映了三家在学说体系上各有取舍.     

《管子》思想述评

《管子》思想述评汤效纯管仲的执政实绩，深得后世景仰。孔子曾称赞管仲为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仁爱之人，对子路说：“桓公九合者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对子贡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①司...     

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通变、动态视角下的清华简《管仲》文本考察

清华简《管仲》是出土文献记载管子最集中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简文通过桓公和管仲的问答,谈论"学与不学"、"起事之本"、"从人之道"、"设承立辅"等治学为政思想,这些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简帛文献启示我们应树立通变、动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考察早期古书文本生成和学派划分。基于此,文章从历时与共时层面,通过与西周金文、传世《管子》、战国竹简、先秦诸子类文献相互比较,系统梳理了《管仲》文本形成之源流,重新审视了《管子》等诸子文献的年代和早期学派的归属等,认为《管仲》文本源起多端,清华简《管仲》属于楚地竹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管仲学派的地域传播和文化互动。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不汲取先秦儒家的智慧。所谓"先秦儒家",主要指孔、孟、荀。他们和谐思想的表述方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概言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个体自身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兼论儒家文化思想上的独尊性与唯我性

陆贾新儒学思想秉承了先秦儒学中的文化独尊性与惟我性一面,以儒家"仁""礼"思想为本,对汉代文化思想建设提出了与法家相一致的具垄断性特征的意见。与法家不同的是,陆贾秉承的儒家独尊性传统,是以"礼"为中心的、至上的道德本体论为形式,它具有更为思辨的内容。通过分析先秦孔、孟、荀在文化思想上所蕴涵的惟我性传统与内涵,认为以陆贾为中介,奠定了汉中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基础。     

直觉、理性、生命本性——论梁漱溟道德根本论的理论建构与思想特色

梁漱溟由西学、佛学回归儒学,将道德"根本"归之于"直觉""理性"或"生命本性",其目的也在于肯定维系我们民族生存繁衍的儒家文化传统。在梁漱溟看来,儒家学说既以"仁"言人,又以"仁"言"人心";肯定"仁"为人所固有。而这种人所固有之"仁",正是人在生活中道德行为的"根本":"一切善,出于仁;一切恶,由于不仁。不仁只为此心之懈失而已,非有他也。"因此,他认定,儒家以"仁"言人,以"仁"言"人心",实早已揭示了道德的"根本"与"源泉";儒家所主张的"求仁之学",本质上即是"实践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人们思考人的道德根性问题,其要也只在"自识其本心"或说"识仁"。     

孔、墨战争伦理观之比较

同本于济世安民、解民倒悬的宗旨,孔子、墨子皆反对战争,但不一味地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非正义之战。在这种相似背后,二者对于战争的伦理思考又有着巨大差异:孔子贵"仁"、尚"礼"而非战、慎战,墨子贵"兼"、尚"利"而非攻;孔子以合"礼"为正义之战,墨子以合"利"为正义之战;孔子尚"勇"结合儒家之"仁"、"义"、"礼"、"智",墨子尚"勇"结合墨家之"仁"、"义"、"智"。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扬弃孔、墨的战争伦理观,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战争伦理观、指导军事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从孔孟“仁者爱人”到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对于孔子讲"仁",朱熹发挥孟子所言"仁,人心也",认为"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相对于今天对孔子"仁"的解读,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将二者分别开来,朱熹把"仁"界定为"爱之理,心之德",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论文子即是关尹

文子是谁？论者多有争议.李暹认为是计然,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李定生认为是《庄子·天下》篇所论“彭蒙之师”.考之典籍,上说皆可商榷.从先秦子书所论关尹思想与今本《文子》所载思想一致以及列子“贵虚”“贵正”思想来源于今本《文子》等方面看,文子即是关尹.     

《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及其启示

基于"王道"经济观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等一系列主张,《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是,适时实施轻重策略,以我粮食储备充足、战争准备"盖天下"对敌粮食缺乏以至发生粮荒、战争供给严重不足,克敌制胜。这是重视人类国家安全经济观行为分析和运用的较早记录。     

《管子》与《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述论

《管子》与《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救济贫困者,减轻民众赋税,关心老幼、鳏寡孤独、残疾者和灾民等社会弱者的生活,重视民众教育等方面,反映了先秦时期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管子》和《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骆驼祥子》:承认的悲剧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骆驼祥子》可以被称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但是从人物自身内在的精神—心理结构而言,《骆驼祥子》更应该被认为是"承认的悲剧"。文章通过对小说两个主人公祥子、虎妞悲剧成因的具体分析,阐明了这一结论。它有助于我们转换视野,从一个更隐秘而内在的角度重新认识《骆驼祥子》。     

论庄子的审美观

结合《庄子》关于天地之美的论述,指出“道”是美的最高范畴。欣赏这种最高最大的美,共有四种方式,侧重于主体认识的是“坐忘”和“心斋”,侧重于主客体关系的是“以天合天”和“物化”。最后,文章还指出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说与庄子审美观相为补充的必要性。     

论散打与《孙子兵法》

针对散打竞技特点,论述“兵法”和“拳战”相同之处。举《孙子兵法》中的五例进行讨论分析,说明《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对散打技战术的运用亦具有指导意义。     

《淮南子》的“自然无为”说及其后现代意义——兼与任继愈、李泽厚两先生商榷

《淮南子》继承发展了老庄的“自然”和“无为”的思想,明确地用“因自然”诠释“无为”。“因自然”与现代的“按客观规律办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相反地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后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