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托财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了我国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为交易安全提供了前提条件且符合效率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信托财产权在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之间围绕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和责任应如何界定,由信托财产可转让性产生的权利分离以及我国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权的保护规则是否符合效率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证.从信托公示制度的建立,受托人报酬的获取,如何对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作出有效平衡等方面提出了制度创新途径,以寻找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财产权制度.     

试论信托财产的意定独立性与法定独立性

私法的功能在于解决社会纠纷。社会纠纷是发动私法制度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私法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运作。而一旦私法企图以积极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运作，法律制度便有被滥用的危险。怀着发展国内信托业的希望，大陆法系立法者于移植信托制度之时，运用信托公示制度升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实现了从“信托财产的意定独立性”到“信托财产的法定独立性”的转型。然而，无论是从信托公示的必要性，还是从刺激国内信托业的发展而言，“信托财产的法定独立性”均无从提供正当化的说明。     

权能分割:论我国《信托法》之信托财产所有权

英美法上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权”与大陆法财产权制度的冲突引发了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争议。我国《信托法》中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是信托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分割,是在借鉴英美信托财产所有权理论基础上,对信托制度进行的诠释与创新。     

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与公示制度

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根源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而信托公示制度是保障信托财产独立性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由于法律文化之差异,信托制度在法律移植中的融合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本文拟阐释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与公示制度,以期在信托制度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就具体内容和程序提出相应完善的建议。     

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研究

对于我国《信托法》的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目前学术界尚乏一致意见。本文认为，应当承认信托财产权转移的行为，将信托财产所有权归于受托人，使我国信托法能完整地继受英美信托法之精神实质，通过对财产所有权的移转和灵活安排而实现简便、安全、高效的财产管理。     

浅谈中国信托立法的缺陷——从信托的生效要件到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谈起

中国信托立法有关信托生效及财产权转移方面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隐藏在这些缺陷背后的是我国传统民法观念与信托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固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与领域宽泛的信托业之间的冲突.不能积极协调甚或漠视此等制度冲突,不仅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同时亦难免消解信托制度自身的积极功能.     

信托财产独立性制度价值研究

信托财产确定,并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固有资产以及不为他们的债权人所追及,是信托制度 的核心所在,也是信托财产的本质特征。信托制度的构建,必须维护信托财产的独立;信托财产又不是孤立的存 在,在信托的存续过程中,也必须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本文探讨了信托财产独立性制度的价值在于安全、自由和 效率,同时,安全、自由和效率之间相互为用,相互制衡,以期从理念出发完善我国的信托法制。     

信托法中共同受托人概念之考察

共同受托人与复数受托人、受托人的代理人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概念不同。从共同受托人制度的历史起源、制度功能、法理以及立法等角度看,共同受托人“是在同一信托中对信托财产权共同共有的数名受托人”。除了同一信托、数名受托人之外,数名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权的共同共有也是共同受托人概念之必备要素,不可或缺。     

中国信托财产所有权规制的缺失及其完善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而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管理、处分该财产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由于中国财产权制度沿袭大陆法系单一所有权的理念,加之相关制度设计不健全,信托财产权归属处于不明状态,淡化了信托财产作为物权制度的属性,损害了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扰乱了信托法律体系内部设置。为促进中国信托业健康发展,促使信托目的的有效实现,有必要在信托概念上体现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关系,同时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财产所有权之精神,即双重所有权,以有效保护信托关系人的正当利益。     

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信托财产共有权的构建

英美法系国家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采取“双重所有权”模式,这在其特有的法律文化背景下是适宜的;而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无法兼容这种所有权模式,信托财产归属问题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完善信托制度必须解决的理论难点。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的一员,也不例外。在大陆法系法律传统的框架下,应构建信托财产共有权制度,以解决信托财产所有权问题,这也是我国信托立法的唯一选择。这一制度选择不仅在应然层面具有保障与平衡当事人利益等其他相关学说所不具备的诸多价值,而且在实然层面也与我国固有的物权理论相衔接,具备制度建构的可行性。     

论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法律逻辑

资产证券化作为从借款人信用向资产信用转换的金融创新,以特定商事主体形式为载体。我国目前选择了“信托”作为唯一的特殊目的载体形式。但信托作为普通法的遗产,其财产转移方式的特点与证券化的破产隔离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制度短暂的移植历史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本文力图从理论上建立信托应用于金融交易的基本分析模型。通过对融资实践中信托方式的考察,本文提出自益信托是资产证券化交易中信托的基本形态,存在融资人信托和投资人信托两种基本模型。其中,融资人信托最符合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实际运作方式,但是在现有的制度约束条件下,投资人信托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信托财产归属的法律分析及体系建构

所有权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是有极大的不同的,而具体到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规定受托人和受益人以不同的方式对该财产拥有所有权,然而,在严格的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中,二者都不对该财产拥有所有权,只不过各自对该财产享有不同的权益,这造成了大陆法系国家在移植信托法方面的困难。应建立不动摇民法物权基础的信托法所有权,民法上的委托人的所有权属民法物权范畴,在信托法上可确认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受益人享有受益权。     

心智障碍者保护性信托制度之创设

我国监护制度无法充分满足心智障碍者人之为人的尊严需求;信托在财产管理方面的专业性,可以帮助心智障碍者实现财产保值增值之目的;我国《信托法》也存在制度供给的不足,我国香港地区有关特殊需要信托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建议在《信托法》中增设"保护性信托"一章以规定保护性信托制度。明确由政府担任公共受托人,简化保护性信托的设立方式;赋予保护性信托受托人定期监督监护人的权利,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对保护性信托为受益人制定之照顾计划变更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了一定的限制。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限制

信托财产与一般财产相比较,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其具有的独立性,是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的法律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信托目的得以实现的基础。尽管信托财产独立性设计对受益人的利益有所偏袒,但从社会成本而言,其目的在于促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对其独立性应当加以否认。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的比较研究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是不同制度下的权利范畴,各具特色。通过对两者的渊源、性质、功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期能对完善我国的法人制度与信托制度有所参考。     

论信托财产独立性之相对性

信托制度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在世界各国受到了青睐。随着我国信托法颁布,引来了我国信托业的春天。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制度最根本的特点。笔者在探讨信托财产独立性之际,认为信托财产独立性具有相对性,以图诠释信托制度神秘的内涵。     

论信托受托人的民事责任

信托受托人的民事责任在本质上兼具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双重性质,其归责原则应视情况分别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恢复信托财产原状、赔偿信托财产损失、被解任、完备相关记录、支付违约金等。信托受托人向第三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不以信托财产为限,当信托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应以其固有财产清偿。     

信托的担保功能之分析

囿于信托非大陆法系固有的法律制度,我国投资大众甚为陌生,因此,无论是在操作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有扭曲信托之可能,从而抑制了信托担保机能的充分发挥。文章先从信托内涵和特殊性入手,通过着重分析信托财产特征,得出结论为,信托独立性是信托的根本要素。借助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考察,可以发现财产独立性使得特定财产被排除在一般财产之外,即它只对特定债权承担责任,后果是实际上就达到了担保的效果。为体现信托担保功能的优越性,笔者将以两大法系对比分析为视角,探讨我国信托机制之完善。     

公、私法上财产公示的统一与对接——以官员财产公示和物权公示为中心

财产公示方法是一种公开的、旨在增强可识别性的、可持续存在的财产权利外观。财产公示并不是单纯为了公开财产状况而公示,财产公示方法是保护财产权和对财产权作出某种限制的工具与手段,体现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平考量,是一种利益均衡的政策工具。公、私法上财产公示的对接主要体现为公示效力、公示方法和公示程序上的对接。     

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兼析《信托法》第16条

信托关系的核心在信托财产 ,而信托财产最显著的特质则在其独立性。我国《信托法》第 16条确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本文正基于此 ,就信托财产独立性法律拟制的原因、具体表现、实践价值及与相关制度设计的联系展开论述 ,以期有益于我国《信托法》在实践中的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