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给事中制及对明代政治体制的监控和调节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在明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作为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监控、调节系统日臻强化和完善。六科给事中制对国家政治决策和执行机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监控作用,成为明代政治体制内部自我调节的重要环节,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研究明代政治体制的这种自我监控调节机制,对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     

试论明代的科道官

明代的內阁六部制官制是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这种制度保证了明代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了监察百官、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明代的官僚体系中,又有着一支品位不高、人数众多、活跃于朝廷內外的科道官队伍,他们在明代各时期各重大事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明人又称之为言官、台谏官、台省官和台琐清班。科官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道官指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镜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雏形是在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才确立起来的。这一制度经历了魏晋的发展、隋唐的成熟、宋元明清的强化,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巩固封建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对官员的控制和调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作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监察制度的运行及其作用的发挥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学术水平高、思想倾向好的一部专著──读张薇先生近作《明代的监控体制》

学术水平高、思想倾向好的一部专著──读张薇先生近作《明代的监控体制》南炳文在中国古代史中，有源远流长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前者的源头，在于先秦之设立御史一职，后者的滥施，应为秦汉之开设给事中制度。它们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     

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之式微

给事中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监察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千余年尤其是汉、唐、宋、明诸朝的发展,给事中取得了包括封驳、言谏、监督、稽核等诸多重要权力,为维护统治秩序、保障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清代,给事中制度不仅从机构、人员、品位等直观方面明显式微,而且从其职权方面看,言谏职能丧失、封驳无从行使、稽核成为具文。清代给事中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全面式微的原因,在于君主专制集权的强化注定了其监察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由此给事中就不得不由"言官"向"监官"转化,其职权被侵凌,作用遭轻视,制度变迁缓慢,并终被历史抛弃。考查这一过程,我们认识到:监察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监察立法必须扎根于民主,监察系统必须有分工合作,尤其是必须依法监察、依法治监,使其运行法治化。     

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地主阶级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选拔统治人才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私人荐举、考试、任子、纳赀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交互使用。汉代的统治者通过这些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对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其流弊也很多。考察汉代选官制度的内容及其得失,不仅有助于了解汉代政治历史情况,而且在今天也可能还有某些借鉴意义。     

隋朝在中国通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历史,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朝至清朝共二千余年。其政治体制,"天子独尊,宰相统摄百僚"的制度开创于秦朝。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隋朝创立的天子之下"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了这种政治体制;创立的科举制度,空前扩大了社会基础。隋朝短暂38年,为隋唐统一天下的草创、为封建社会后期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作出了划历史时代的贡献。     

学术水平高、思想倾向好的一部专著——读张薇先生近作《明代的监控体制》

在中国古代史中,有源远流长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前者的源头,在于先秦之设立御史一职,后者的滥觞,应为秦汉之开设给事中制度。它们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朝代,根据各个朝代的不同条件,对上自皇帝君王下至各级臣民,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监督、纠察和制约,从而或多或少地调节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其长期性在世界历史上极为少     

集权制政治与现代法制之关系研究

在现代法制社会 ,法律的基本作用被认为是约束与限制权力 ,而集权制政治的权力基础却来自内部 ,来自于领袖或一党制中的政党的威望或影响 ,社会环境包括法律制度对这种权力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 ,集权制政治与现代法制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错综复杂。一方面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传统权威有依赖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法律制度有助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形成 ,而现代法律文化是对传统权威的一种挑战 ,现代法律制度还为集权制政治的改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提出 ,解决目前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认识——认为自秦而降迄于清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一直不断地强化,宰相执政机构的权力在逐步分化削弱。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认识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但是,将其固定为一种模式来框定历代政治制度,断言每一个时期的政治结构的发展必然如此,     

明代考选科道制探析

明朝吸收了自秦汉以来人事行政制度中许多成功的经验,卓有成效地推行了考选科道制。由于强化了行政监察机构,从而为整顿吏治提供了组织保证。探索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特点、作用,有助于了解明代政治的内幕。     

纵观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政权在设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同时，都注意到了建立相应的监控机制，以便对政权和社会起到应有的调节和制衡作用，从而使各阶级、集团的利益和冲突能保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监控系统在我国历代封建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监控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加强，对历代封建政权的巩固都曾发挥过不同程度的效应。本文拟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利弊得失进行述论，并就正于方家学者。我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从字源上看，监，商殷甲骨文作象盆中盛水，‘万”为目，“个”…     

明代的督抚制度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王朝的统一能否稳定;而不断的改朝换代则为统治者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契机。明代督抚制度的产生,就是这一系列调整中的一个步骤。它为清朝所继承,对明清两代的政治有重大作用。因此,对明代督抚制度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结构的特点。一、督抚由临时差遣到常设职务的演变     

羁縻制度时期的土家族经济——(公元前316—公元1279年)

从秦汉至唐宋,即从公元前316年至公元1279年,土家族经历了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的并存时期。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内,土家族一直是在羁縻制度下自然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的。     

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

唐置三省六部,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为总汇朝政,分署执行。三省制度组织严密,机构齐整,是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长期发展的结果。三省长官为宰相,各自建制,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曾起过积极作用。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典章制度、组织机构基本完善,三省制度及其行政工作效能大大提高,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成熟与强化的重要标志。     

论查理大帝的教会政策

加洛林王朝是西欧封建制度产生的起点,封建关系发展尚不成熟,继承王位后的查理大帝通过战争和实施基督教化发展封建关系,推行采邑制。基督教化加强了封建王权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封建关系。另一方面教会的政治职能促进了教会的封建化,教士成为王室的官员,王权对教会的控制也由此加强。在此基础上在法兰克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世俗的和教会的两个并存的封建贵族阶层。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政权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明代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相继推行土司制度,清初又进行了“改土归流”,由此,羌族社会从封建领主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制,成为羌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关于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界、民族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措施予以科学地评价。现仅就文献及实地调查材料,谈谈我们的看法。     

汉代察举制的内容及其功过

“察举”制 ,是汉代实行的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它开始于汉高祖时期 ,形成于汉武帝 ,完善于东汉时期。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 ,汉王朝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不仅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 ,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弄清楚察举制度产生与演变的规律、特点、内容及其在推行中利弊得失 ,对于研究汉代官吏选拔官吏和政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意义。     

孝与法的冲突——浅析清朝存留养亲制度的新发展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力宣扬"以孝治天下",提倡孝道,孝文化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对封建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存留养亲制度即是古代孝与法律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它是为了解决被判死刑、流刑或徒刑犯人的祖父母、父母因老疾无人侍养问题而设置的。这一制度自北魏创制,经唐宋时期的发展,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我国古代一项卓有成效且极具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