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的三重维度及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只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借用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方法,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简单的逻辑否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需要从一个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去把握。除了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以时间在先的逻辑层面提出的这一观点外,还应该看到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需要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从研究成果和思想发展的维度去解读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内涵,以及这一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维对指导处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各方面发展关系的价值所在。     

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论知识分子的责任——由福田恒存《一只和九十九只》引发的思考

日本文学批评家福田恒存的《一只和九十九只》立足于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观点,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表达了作者对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即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问题的看法,分析这一看法对我们全面把握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有良多的启发意义。     

杜威政治哲学中个人与社会关系探析

重建民主政治是杜威政治哲学的核心,杜威以他的“经验”哲学为基础详细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方面和组成部分,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并认为教育的培育和支持是实现好的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杜威的这一观点时于我们今天建立和谐民主的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判定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明晰的数据权属是数据经济健康发展的逻辑前提，也是构建数据财产权益法律制度的首要环节，但是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现有学说亦未形成理论共识。数据权属分为两个层次：一为人格权益归属；二为财产权益归属。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具体规范和人格权的一般理论表明：在划分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的场合下，(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归属于个人数据所关联的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的财产权益归属作为当前争议焦点尚无定论，既与数据权属的研究角度不同有关，更与缺乏有力的数据权属分配标准有关。解决该难题的关键在于全面考察财产权益分配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线索，从理论依据、法制标准和裁判立场三个维度辨析数据权属的配置标准。具体而言，判定数据财产权益归属，在理论依据维度上：需从法哲学层面考量并入理论、投射理论、劳动理论和公约理论的可适用性，明确何者对数据投入了劳动和资本、归属于何者较能满足社会共识；从法人类学层面梳理财产权益分配的社会历史脉络，明确何者需要保障其数据生产积极性以增进社会整体生产力；从法经济学层面分析财产权益分配的经济考量因素，明确何者对出产数据具有激励必要且能有效率利...     

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思想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文首先剖析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 ,接着又论述了马克思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所提出的三个阶段的观点 ,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最后联系实际 ,提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意义的标尺。     

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源起与实践

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是基于解决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何者优先的难题而产生的。它体现了社会整体论和社会原子论两大传统的交叉互渗,是二者的一种调和趋势。它主要表达了以公共的正义规范制衡私利、促进积极自由和公共利益、追求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适度平衡的理论旨趣。由于公共理性是一种关涉公共事务的实践理性,是公民社会的权利理性,因此,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在实践中必然以公民社会的广泛协商为实践承载．以平等、合作的“善治”之良序为实践旨归。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新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特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曾以《从社会基本矛盾内涵看外延》为题,撰文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只有一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观点(见《攀登》1988年第3期)。本文拟就社会基本矛盾如何运动,诘难于社会基本矛盾“两对论”的传统观点,并进而阐述个人的看法。     

对马克思“自由个性”内涵的思考

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首先是一种真正的“个人的独立性”,这种“个人的独立性”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独立性;“自由个性”还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和“个人的独立性”基础之上的“个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更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自由个性”这一内涵表明了追求“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及解放优先性与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是马克思学说的真正价值诉求。     

邓小平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基本权衡。对此,邓小平首先在理论上理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使公平与效率相互兼顾、协调一致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作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权衡,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儒家文化主导下群体本位思想之演绎逻辑——从文化之“围”到制度之“礼”

中国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元的宗法制度。此种制度决定了个人对家庭和宗族必然会产生强依赖关系。与此相应,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也占据价值的主导和优先地位,而个人则只是其所属群体的依存者或派生物。儒家文化之他“围”与个人之自“围”形成一种合力,固化了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同时,从文化之“围”进到制度之“礼”实现超越和融合,使群体本位思想得以渐进生成。     

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看人权问题

人的发展从物种发展的层面来看,是“类存在”权利的不断获得与确证,不断发生与发展;从个体发展的层面看,是个体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应有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个性特征在个人生活过程中的不断获得、确证与发展。人权的全面生成与获得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生产力发展状况在最终意义上规定着人权的发展状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争取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和个性特征的尽可能发挥是获得人权的最主要内容。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的金里卡式回应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是自由与社群之争后西方政治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如何回应它们之间的争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威尔·金里卡明确否认它们之间争论的关键是“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并把出现这一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罗尔斯本人的误述。通过分析罗尔斯语境中正当优先性的两种含义及其与中立性的关系可以表明,金里卡的归因并不正确,他对罗尔斯的解释存在两个误解。尽管如此,在回答至善论与罗尔斯之间的真正分歧时,金里卡也试图反思中立性原则。此种反思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美好生活之判断出发,论证个人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强调社会性文化也应作为平等关心的一部分。金里卡的回应因此既坚持了国家中立性,也明确援引社会至善论,从而打破了中立性和至善论两种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并显示出中立性走向与至善论和解的趋势。     

社会发展的双重理想——正义的效率与公平

社会发展的双重理想是对单向度的效率观点或公平观点的否定与克服。抽象地把效率或公平当作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势必造成理想的偏失和人性的失落。正义的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双重价值、双重理想。效率与公平各自的特殊内涵使它们不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而且存在着差别和对立。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关系使它们彼此相互规定、相互转化，全面地满足人性实现的要求。人类对效率与公平的正义追求，意义在于“以全面的方式完整地占有人的本质”。在人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往往会产生冲突与矛盾，人们往往“优先”解决效率或公平问题，形成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的看法与观点。因此，我们应该把正义精神贯彻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去，以正义准则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理想，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论公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一种新的解析视角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不懈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从两个层面探讨第一是社会整体价值层面上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社会应该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第二是收入分配领域层面上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战略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优先与兼顾的合适程度.     

社会法:一种经济法研究进路的反思

“社会法”说作为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流行观点之一,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但反思“社会法”这种经济法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其局限性亦相当明显.从本质层面看,把经济法纳入社会法范畴存在着对其前提预设进行理论解释的困境,同时,经济法所具有的特定经济性,亦决定了它与社会法的殊异;从利益层面看,现代法的平衡理念及社会利益的模糊性、中介性和非终极性,决定了社会利益并不是经济法的本位或基石;从主体层面看,社团法律性质的多样性、社团地位的非主导性、社团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非对称性,决定了社团不能成为经济法中最具特性的法律关系主体.     

会计信息披露的“三层二重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经济运行的时空变化 ,必然引起会计信息在披露的内容、形式、规则等“三个层面”上由单一关系向“二重关系”转化。这些转化的二重关系 ,从内容层面上看 ,表现为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等关系 ;从形式层面上看 ,表现为表内信息与表外信息等关系 ;从运行规则层面上看 ,表现为国家化和国际化的二重关系。文章对这“三层二重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依存性和转化性进行了分析     

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戏仿理论

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中,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和蒂尼亚诺夫分别对“戏仿”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各自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戏仿是一种“暴露”他人手法的“陌生化”手法,并能从陈旧的或死亡的形式中创造出新艺术形式;托马舍夫斯基在戏仿的基本观点上呼应、发展和完善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蒂尼亚诺夫则提出了戏仿的“双重层面”的观点。这三位理论家的戏仿观存在着相互呼应、启发和影响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戏仿理论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独树一帜,并对20世纪戏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因信称义”与“因义离信”——马丁·路德与现代伦理

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以“因信称义”的精神启动了宗教改革。20世纪下半叶,罗尔斯富有影响的正义理论表现出一种“因义离信”的特征。这两位前后两端的思想家表达了对信仰与道义各自内容和相互关系的相当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出他们所经历的不同时代、社会和个人生命体验。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巨大和迅速的这五百年已经过去,从现代伦理的观点回顾这一段思想演变的趋势,分析、比较“信”和“义”的内容和关系在这两位思想家那里是如何引起和阐述的,呈现出一种怎样的交织,带来怎样的复杂性和问题,探讨能否在某种限度和范围内平衡和调适这两种观点,对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处理信仰与道德的关系是富有意义的。     

以系统的观点看待决定被决定原理

存在着两种决定被决定关系，或者说，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的理解：一是从终极的总体的和抽象的意义上，把握和认识事物的基础或本原决定论的理解；一是有限的相对的具体的意义上把握和认识事物的功能的，或者说，系统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理解。后者认为，所谓“决定”、“被决定”作为整体运动的产物，整体的属性，整体内容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被纳入一定的系统整体并在系统的运动中才能加以说明。以系统的观点看待决定被决定关系，可以得出若干与基础决定论截然不同的结论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