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三月》的文化内蕴

萧红的《小城三月》以悠扬婉转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翠姨与"我"的堂兄的爱情悲剧既是性格悲剧,更是新旧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悲剧,是生命之花在"五四"新文化春风的吹拂下灿然绽放、却又在传统文化的重重裹挟下悄然萎谢的悲剧。这悲剧凝聚着萧红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与深沉的文化思考。     

《伤逝》——彷徨的启蒙者的爱情

在鲁迅的小说中,《伤逝》作为唯一的一篇描写爱情的文本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篇小说和一系列描写启蒙者的小说一起,活画出了彷徨中的启蒙者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涓生对爱情和启蒙关系的混淆与不当处理导致了一场本可避免的"伤逝"。作者对于启蒙者的爱情是有同情、有讽刺、有无奈、有迷茫的;同时,作者借叙述者涓生之口,隐晦地表达了一种否定家庭的观念。而这也正是和作者本身的彷徨处境相一致的。     

生命早春里的一缕轻烟——对《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命运分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翠姨是她最后一部作品<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萧红采用平视叙述视角,使人体会到翠姨之死,一方面是呼兰小城那愚昧、保守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翠姨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对男权至上传统道德观念习俗的认同深深毒害了她的思想,这也是她悲剧归宿的深层原因.     

《小城三月》儿童视角的叙事作用

《小城三月》以特定的儿童视角敏锐地捕捉细节,对故事进行原生态叙述,用儿童眼光的稚真、敏感、纯美反衬出成人的复杂、愚钝与浑浊,表现了翠姨在爱情上＂进而不敢、退则不甘＂的矛盾性格以及消极抗争的悲剧命运,揭示新观念表层下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营造了作品回味悠长的审美意境。     

论《伤逝》主题的“对话性”

通过对《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婚姻悲剧的具体分析,指出文本存在着启蒙意识、封建意识、生存意识与忏悔意识等多种意识形态,并且各种观念之间相互驳诘与渗透,文本的多重主题因此体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伤逝》显示了作者矛盾性思维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并且具有某种哲学品格。     

对两代启蒙者的反思

本文在回顾我国思想启蒙运动之历史轨迹的背景下,对“五四”和当今的两代启蒙者进行了一些反思。作者认为,“五四”先驱者无疑是时代的伟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始终未能摆脱知与行、破与立以及救亡与启蒙的矛盾,以致造成了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悲剧,当代启蒙者不仅仍面临着不少先驱者所面临的问题,而且还多了一些浮躁、利欲、消极悲观等心理障碍,因而至今未能迈出大步。文章最后以韧、诚、勇的精神寄望于当代启蒙者去成就新的伟业。     

试论《小城三月》的叙述技巧

萧红的《小城三月》被誉为她生命的最后绝唱。这是萧红一生中最后的一部小说。小说以一个少儿“我”的视点,来讲述“我”的一位姨——翠姨短暂而悲剧的一生。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入手,探讨作者对这篇小说叙述方位的选择(即叙述人称、叙述角度的搭配)及一些叙述技巧运用的成功之处。赵毅衡将“叙述者”与“叙述角度”的配合称为“叙述方位”。“叙述角度是事件被感知的具体方式,叙述者却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这两者可以重合,但不一定完全重合。用热奈特的话来说,区分叙述角度弄清‘谁见到?’区分叙述者弄清‘谁说话?’”。罗钢指出:“叙述人称…     

自私的亚当：论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欲望转移

"五四"时期社会解放话语中的"婚恋自由",自然是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重大意义。那么这种由男性启蒙者所定义的"婚恋自由",究竟是男性社会在自我主张其"欲望"之"恋"呢,还是他们自以为是地去替女性言说"性苦闷"?通观"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情爱文学,毫无疑问都是以"解放"女性为己任,肆无忌惮地去宣泄着他们自己的性欲冲动,却又让女性群体去为其喝彩并自觉地认同——男性"欲望"的空前"解放",是女性"悲剧"的最大根源;因为女性追求"爱情"的美好理想,早已被男性无节制的"欲望"所吞噬了!     

《小城三月》：美丽而苍凉的象征

《小城三月》是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她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描写了小城里一个普通女孩子翠姨朦胧而短暂的情感人生,在细腻温婉的叙述中勾勒出自我心灵的轨迹。从某种角度来说,翠姨就是萧红的另一个自我,这在萧红其他小说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他者”的盖茨比——重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经典作家F·S·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自出版至今一直备受批评家和读者的关注。在小说中,菲茨杰拉德通过刻画主人公盖茨比的爱情悲剧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处于"爵士时代"的社会现实。事实上,盖茨比不安于家庭,不容于社会的形象,正是一个"他者"的表征,而他的悲剧是他作为"他者"的悲剧。作者以此揭露了"美国梦"的欺骗性,以及美国社会的虚伪和黑暗。     

从“铁屋子”到“纸枷锁”的启蒙之路——陈凯歌影片评析

陈凯歌的影片历来注重人性的启蒙,关注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下人的挣扎与渴望,展现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从《黄土地》中无知的被启蒙者翠巧和《霸王别姬》中具有自我启蒙意识的程蝶衣以死逃离了无望的启蒙之路,到《梅兰芳》中梅兰芳蓄须抵抗为日军攻占南京献唱,并于日军投降后重新走上戏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凯歌影片中一条从被启蒙到具有初步的自我启蒙意识,再到自我启蒙成功的崎岖之路。     

启蒙的悲剧与悲剧的启蒙

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院研究生会以“五四精神与中国前途”为主题,举办了征文活动,并进行了评选。本文及下文《对两代启蒙者的反思》是入选论文中的两篇。 本文认为,五四运动未能在中国真正开创民主、科学、法制、自由的新纪元,这不能不说是“五四”启蒙者的一个悲剧。这一悲剧,是多种历史因素、个人因素、时代因素和国际因素造成的。我们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就必须执著于思想启蒙的任务,高举起“人”的大旗,使社会真正做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

新世纪以来,"启蒙反思"的深入讨论使我们对继续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将启蒙与"三农"问题这个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启农民启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诉求。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首先必须围绕农民主体性建设这个核心任务展开,不能落在"你蒙我启"的思维窠臼里,同时又不能独断地将农民启蒙界定为农民不需经别人引导而实现的自我启蒙,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农民启蒙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坚持"吃透两头"的路径,一头是启蒙者,一头是农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开启当前中国农民启蒙。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     

“桃花扇底系兴亡”——浅谈《桃花扇》的多重悲剧意蕴

《桃花扇》以兴亡为主线,富有多重悲剧意蕴。从个人层面看,这是一出爱情悲剧,爱情让渡给了政治,家国亡了,只好以牺牲爱情来成全政治;从政权层面看,这是一出政治悲剧,一是"权奸误国",二是"忠臣死难";从社会群体看,这是一出社会悲剧,承受悲剧命运的不是某一个确切的人,而是整个社会,作品凸显了部分下层人物形象,意在疗救社会,把握人生。     

谁害死了祥林嫂?——《祝福》再解读

一直以来,《祝福》都被解读为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主题的演绎,而鲁四老爷,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细究文本就会发现,真正逼死祥林嫂的并非鲁四老爷,而是柳妈和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在小说中,鲁迅所批判的并非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而是像"我"一样自诩为启蒙主义者,既旧又新却又不新不旧的"新"知识分子。《祝福》中的"我"并非一个启蒙者,而是一个接受着鲁迅自我精神审判的时代投影。     

卢梭的爱情道德观——评哲理小说《新爱洛伊思》

在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反对封建社会制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长篇哲理小说《瑞丽》或《新爱洛伊思》,通过一贵族小姐的恋爱悲剧故事,发表他对当时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启蒙主义者的见解,尤其对人类的重要感情—爱情问题,作为主要讨论内容,发表他的爱情道德观.     

再读《红字》--看霍桑笔下的爱情世界

纳撒尼尔·霍桑在其代表《红字》中讲述了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作者通过对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刻画,揭露了当时残酷的现实和清教主义的道德虚伪,表现了对人性本质的认可和同情,对爱情的伟大予以高度赞美。     

路遥小说的爱情悲剧及其现实隐忧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对现实人生一直怀有深深的爱与感悟。爱情作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路遥小说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意识到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也就敢于直面爱情的缺憾。路遥笔下的爱情主体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差距,这些差距就是导致爱情悲剧的原因之一。但路遥不只是展示悲剧,就像他想通过笔下的"奋斗"给读者以激励一样,他还想通过爱情悲剧以及对悲剧的抗争传达给读者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担忧。     

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鲁迅对启蒙的反思

鲁迅早期主要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对现代西方文明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心灵进行了批判.中后期,他着眼于中国社会现实,对启蒙价值观念引进到中国后产生的移植性、空幻性问题进行了思考.鲁迅还对自我的启蒙者身份进行拷问,批判了启蒙者的偏执与狂热,揭示了启蒙者被迫放弃启蒙无路可走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