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读《礼记质疑》札记

《礼记质疑》是清代学者郭嵩焘所著的一部《礼记》研究著作,主要内容是针对《礼记》郑玄《注》、孔颖达《疏》进行的辩驳。阅读《礼记质疑》的一些札记,通过将相关内容与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进行对照比较,可以发现郑注孔疏确有疏漏,郭氏之说有可取之处,也仍存在可商确的地方。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析疑匡谬 辩明正义——评孙虹《梦窗词集校笺》

孙虹教授的新著《梦窗词集校笺》已于2013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一千四百余万字,集汇校、汇注、汇考、汇评于一体,汇校底本采用彊村丛书本《梦窗词集》,校本有31种之多,还有各类选本15种,几乎穷尽了与梦窗词相关的所有版本;汇注对前此各种注本不捐细流,广泛吸纳,但又推陈出新,纠正诸家笺注有数百条之多;汇考则以梦窗生平行踪为本,结合时、地、景而考之;汇评也有很多补充,仅过录海内孤本的批校语就有9种。     

《说文拈字·订误篇》是因袭之作

《说文拈字》是清代安康学者王玉树撰写的一部研究《说文》的著作,其《订误篇》是为考订汲古阁本《说文》而作。经考察发现《订误篇》实为因袭前人之作,创见甚少。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礼记》的文学价值

史籍经典《礼记》的史学价值有目共睹。《礼记》有文学价值吗？本文从《礼记》的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礼记》版本杂识

本文讨论《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聊斋俚曲集》词语杂释

通过大量材料的列举分析,对蒲松龄《聊斋俚曲集》中＂撮＂、＂腔子＂、＂分头＂、＂圆成＂四个词语的确切含义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考释,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及其他著作就＂撮＂等词语解释的漏误和不当进行了补充及辨正。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吴廷华《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廷华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其研治《仪礼》在以郑玄注和贾公彦《仪礼注疏》之说为主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往哲时贤的训释成说,从辨明诠释是非入手,结合自身的诠释思考与理念,形成新的训释结论,广综博取特性鲜明。《仪礼章句》体例划一,着眼于简明疏解《仪礼》本经,在离章析句、校勘、释音、仪制训解等方面,皆形成了自身的诠释特色,为乾隆前期《仪礼》学的传播,发挥了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学礼者阶梯”作用。     

《礼记》来源新论

对《礼记》的来源,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仍不一致:或日戴圣纂辑,或谓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或言成书于西汉,或云成书于东汉。且具体说法又各个不同,迄今无定论。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及学人们观点的梳理分析,认为孟卿已有一基本传本,至后仓该本已基本定型,小戴的《礼记》,即来自后仓之《礼记》。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