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蕅益智旭的心性论

蕅益智旭,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时痴迷于儒学,饱读儒书,深谙儒学精髓。后来剃度出家,潜心佛学。然而,他在佛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后,又重拾儒学,以佛解儒,藉儒说佛,会通儒佛。这一心路历程所体现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对心性问题的理解上便能很好体现。蕅益智旭主张心性本体论、心即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尽心"说。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观的立场上诠释心性论,其本意是在介绍佛学,藉儒说佛,会通儒佛。     

从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熊十力思想的归趣

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以前,熊十力对王船山、老庄和佛学都有兴趣,思想比较杂乱;1920年后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成为轮回论的信徒;1922年到北大讲授唯识学,自创《新唯识论》;1949年后,熊十力的思想从《新唯识论》时期的＂摄用归体＂逐渐向＂摄体归用＂转化,完成了＂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的最终转折,以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终其一生。     

朱元璋对佛教的改造和利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入中土,便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汉末以降,佞佛与反佛,迭出高潮。至唐代,这一斗争遍涉朝野。佛教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向东方儒学靠拢,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学与儒学两种文化结合的开始;两宋之际,二程朱子再创理学,援佛入儒,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佛学的正式承认、吸收和改造。佛教的儒化,在唐宋之际,主要得力于佛门弟子和儒学士人;在明初,朱元璋则以九五之尊,凭借政权的力量,将佛教驱离空门,蒙以尘世,使其赤裸裸地为封建政治效命。从此,佛教的世俗功用大大强化了。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宋金时期儒佛道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以李纯甫两次思想转变为中心的考察

金代官方对儒佛道三家思想学说之态度,多遵循唐宋旧例,主张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策略,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家思想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三入翰林、连知贡举的金代学者李纯甫儒佛道思想曾经历两次大的转变,先是各业兼修尤重儒学的“儒家子”,30岁时开始向习佛尚佛方向转变,视佛学为最高学问,至44岁撰少林寺《重修面壁庵记》,有强烈的尚佛抑儒道倾向,《新修雪庭西舍记》回应社会热议,表现出淡化三教高低、相对缓和的心态。其临终遗著《鸣道集说》则基本采取均衡立场,集中阐释儒佛道并尊主旨,表明其最后认知已由佛学至上转向三教兼行并尊。其第二次较大的思想转变包括儒佛同心理论、客观看待佛对儒之影响、三教一体论等观念。李纯甫思想的发展经历透视出宋金时代儒佛道文化交织发展的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走向。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荀学与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关系新探

传统观点认为,郭店儒简是思孟学派的著作,是先秦儒学“孔子→子思→孟子”谱系传承中的重要一环.根据文献比对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大量征引儒简中的文句,而且将其运用到自身理论的建构中,继承并发展了儒简“天人之分”的天人观,以人道为主的“道”论,“以生为性”的人性质朴论,以情论乐的诗乐发生论及“美情”、“生德”的诗乐功用理论.因此可以说荀子对儒简文字上的借鉴与思想上的继承已远远超过其前辈孟子,从荀子与郭店儒简的密切关系中亦可清晰地看出“孔子→儒简→荀子”的儒学传承谱系.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欧阳竟无研究

这四篇文章分别从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复兴儒学思想、佛儒融通归一思想和生平活动方面，对欧阳竟无的生平活动和主要思想观点进行了论述，这对于促进欧阳竟无及近现代中国佛学史、思想史研究，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从天台智者“一念三千”到王昌龄“意境”说

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笔下,生灭示现之＂意＂与圆妙具足之＂境＂,两者非生非含、无前无后、互具无痕,其＂一念三千＂有关意念与境界的联合表述、浑融为一的本义推演,呈现出＂意境＂组合的雏形。天台智者的天才创意,开启了王昌龄等后学文士的＂意境＂思维法门,前者以佛理导入,后者在文意上定格,先后绘就了玄妙深绝、了无阻碍、不可思议的诗意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