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探讨

我国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正在经历管理目标由计划调控向促进融入、管理对象由＂入侵者＂向＂新市民＂、管理格局由各自为政向协同管理、管理方式由限制向服务的转型。然而,由于城乡隔阂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未打破、农民工社会管理机制尚不成熟等原因,这一转型面临诸多困境。农民工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在于：促进沟通融合,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观念;打破城乡分治格局,减少农民工社会管理制度歧视;整合资源,建立农民工社会管理长效机制。     

论农民在和谐社会中的权利平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国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民面临极大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公民享受机会均等、权利平等、制度一致、身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解决的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实现农民与城市市民机会均等与权利平等,最终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的“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文章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由来、特征以及几次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实践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仍然是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我国严格户籍制度的执行,具有城乡不平等性和社会区隔等特点.在严格区分的城乡户籍制度管理下,国家土地制度、财政支出等都呈现出城乡不平等.因此,文章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三个方面提出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民权利缺失与制度保障研究

农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权、土地财产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的保障不足。农民权利缺位的根源在于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缺位、农民法定的维权组织缺乏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为了真正保障农民权利,政府需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化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     

当代中国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学探析

农民工的性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及二元体制，其本质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的性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元体制与“三农三化”——关于中国三农发展的宏观思路

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 ,阻碍了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 (三农 )的发展。中国现阶段改革二元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如果让三农大胆地走三化之路 ,也就是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 ,三化互相支持配合 ,就可以消减二元体制 ,促进三农健康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的要素困境与制度成因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市民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城农民面临着物质、权利、人力及社会资本要素禀赋不足的困境。陷入要素困境的制度成因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存在缺陷的土地制度、缺乏保障的财税制度以及有失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统筹推进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同步革除财税与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才能提高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资本要素禀赋水平,进而走出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困境。     

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权益的保障

新农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保护农民的权益。然而在实践中,农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却处在缺失状态。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政府行为的不当及农民认知的偏差是造成其农民权益缺失的原因,尊重农民权益表达意识、畅通农民权益表达渠道、培育农民权益表达的＂代言人＂,保障农民权益的物质基础不仅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健康与发展。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经济权益;农民政治权益;农民文化权益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冲突与完善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殊的产权结构使其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着社员民主控制与管理层专业化经营的冲突、“平权式”治理结构与少数人控制的冲突、劳动控制资本与成员利益诉求异质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守成与创新的冲突。如何权衡合作社发展过程的守成与创新是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冲突的突破口。     

毛泽东农民组织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毛泽东的农民组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精髓主要包括高度重视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性、农民组织化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在推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坚持农民自愿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原则等。这些思想历经实践检验,不仅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组织农民应对当前＂三农＂问题的新挑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在于解放农民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形式,制约中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二元社会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实践证明,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革使农民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文章认为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每次跨越式发展其本质都是在解放农民过程中释放的能量。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的提出为农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在农业内部解决,也不能局限在农村解决,在城乡一体化层面上赋予农民自主权和平等的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     

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研究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遏制城乡差距扩大,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性问题。通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法,对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城镇的各种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的农民合作社小农困境分析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合作社发展中是否存在小农困境引起学界关注;结合具体案例,本研究对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处境进行分析,并尝试着对小农困境进行理性思考。分析认为:无论是合作社发展中"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还是成立合作社是"小农理性选择"的判断,都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困境;同时,文本提出了若干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权益保护策略。     

试论农民经纪人贡献空间与发展对策

农民经纪人是指那些为农副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农村生活资料等买卖双方充当中介而获取佣金的一类农民群体。通过对农民经纪人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了农民经纪人在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搞活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加强政府政策服务力度、加大对农民经纪人的培训力度、促进农民经纪人组织化程度以及建立农民经纪人激励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