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人性恶”及“隆礼”、“重法”思想

对人性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 ,由于人性上的唯物观和平等观 ,他又认为人性不但应当改造而且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人性改造理论的基础上 ,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主张 ,对当时及后世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比较

古代对人性的探讨一直存在,最为著名的理论是代表儒家学派的孟子性恶论与荀子性善论。他们对人性的解说都有其各自的道理,孟荀二人的人性论都是对孔子人性观的继承和发展,这就使得两人的理论不同之中有相同。     

论先秦儒家人性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先秦儒家从孔子的"性近"说开始,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孟子和荀子遵循了不同的思维路线。孟子是性善论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既为儒家伦理政治的建构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同时也是儒家仁学发展的理论需要。     

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董仲舒事实上与荀子一样都是性朴论的代表。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历史惯性,已受到多种质疑。以性有善有恶论或性善情恶论或综合孟荀论来说董仲舒也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子人性论的概括难以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得到可靠的支持。性朴论肯定初生人性包括着向善发展的潜质,但不肯定其中有现成的善。初生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成为恶。正如玉出于璞,璞中含玉质一样,善出于性,性中含善质。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荀子的性恶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     

人性假设与公共行政思想演变

人性假设是一切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从人性假设出发审视公共行政思想演变是阐释公共行政发展史的重要视角。以公共行政学科建立为界限,公共行政思想演进历程可分为前公共行政学时期和公共行政学时期。从人性假设出发,可以了解前公共行政学时期在性善论影响下的中国政治与行政思想的内控型特征,在性恶论影响下的西方政治与行政思想的外控型特征,以及公共行政学时期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社会人假设、以人性善恶二重性为基础的复杂人假设对公共行政思想中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及其二者整合的影响。     

教育、读书与人生

《三字经》讲的“人之初”,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之初。“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论强调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我们在后天都是要接受教育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为国民接受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必须。     

论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及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一命题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中对人性的论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孟子荀子二人在人性的论述上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对现代语文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善的宣言--焦循《孟子正义》研究之一

人性善恶问题,是历代思想家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孟子主"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董仲舒、韩愈倡"性三品",宋理学家持"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观点.清代学者焦循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为立论基点,力辨人性之善.     

中国古代人性范畴新探

中国古代人性论是哲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的一个专题。对中国古代人性理论历史类型的划分也比较统一,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超善恶论、性善恶相混论。这种划分抓住了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主要特点,但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各种人性理论内部,作为善恶逻辑主体的人性概念本身並不同一。     

教育理论的人学透视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他们各自依其对人性的理解,演绎出两种截然迥异的教育理论-“内发说”与“外铄说”。在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上,行为主义主张,人只是环境和刺激的被动承受者,人的行为只是环境的特殊产物,具有很强的被规定性。认知主义认为,人是在与环境的“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中,构建起自身的认知结构,促使人认知发展的。人本主义依其对人的独特理解,更加重视人的意识所具有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简论儒家道德修养的人性论基础

人性论是道德修养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修养理论与原则.整个儒家的思想体系就是以研究和认识人的本质即人性这个问题为起点的.儒家思想在发展与流变过程中,围绕人性的本质问题基本上形成了性善论、性恶论、性三品论及人性结构二重论等几种观点,而这几种人性论构成了儒家道德修养论的人性论基础.     

乔典运小说新作管窥三题

<正>尼采说:上帝死了! 一百多年后,老作家乔典运在他的中篇新作《小城今天有话说》(原载《莽原》92年第3期,转载于《中篇小说选刊》92年第4期)中同样无情地粉碎了上帝是真善美,是人类理想化身的世俗梦幻,坚定地重复着:上帝死了!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有“性善论”和“性恶论”的说法,前者主张人生而善,人性的根本是善的;后者则反其道而论之。无疑地,老乔是“性恶论”者。他用他的素朴、凝炼的笔为读者勾画了一幅“小城众生图”:这里的人们对于“桃色故事”津津乐道,对     

孟子、荀子的人性观及教育方法论探新

孟子、荀子所说的人性具有不同的内涵。孟子的性善论揭示了人天生的合群性,及一个人成人成德的可能性与主动性,荀子的性恶论则揭示了人天生的追求自我满足的感性欲望,及一个人成人成德的必要性、主动与被动的统一性。由于受人性观的制约,孟子、荀子在道德理想人格教育的方法论上,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     

善恶之辩与管理之道——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析论

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人性观基础。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代表性观点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和韩非子的性恶论、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四种。与西方管理理论侧重从"自然"的角度客观描述人性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予以价值评价,为中西各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对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人性善恶的阶段性

人性是善还是恶,已经争论了几千年了。其实,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准确,因为善与恶是基于一个道德标准做出的判断,而道德标准又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同一人性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标准下得出的善恶结论是不同的。所以,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判断结果。这个结果会随道德标准的变化而改变。作为个人而言,其人性的善恶也往往是有阶段性的。     

论人性善恶的阶段性简

人性是善还是恶,已经争论了几千年了。其实,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准确,因为善与恶是基于一个道德标准做出的判断,而道德标准又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同一人性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标准下得出的善恶结论是不同的。所以,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判断结果。这个结果会随道德标准的变化而改变。作为个人而言,其人性的善恶也往往是有阶段性的。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先秦儒家的“成人之道”思想

所谓成人之道,是通过自身的修炼,成为一个理想的、完善的人。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来说,成性就是成人,人性的完善就是人的完善。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孟荀两派的人性理论最终成为儒家人性善恶双重设计的理论基石。在儒家眼里,理想人格的标准有三层,分别是君子、豪杰、圣人。儒家非常注重实践,并且还把它总结成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操作程序。这一套程序实际上就是儒家对如何成为一个高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回答。     

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嬗变与哲学思考——也谈人性的善与恶、公与私

我国古代哲人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和嬗变的过程。明确了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总和,并以"性善论"、"性恶论"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以"知行观"与"行知观"作为人性形成的方法论,对我们从哲学层面认识人性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应看到,"人性本私"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来看待人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而中国古人也是反对这一观点的,提出的"进则近尽,退则节求",是比较符合初期过渡阶段"人性发展"理念的。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