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现代性的“吁求”及其“后果”——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莫言的《酒国》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作为启蒙时期对现代性"吁求"的喻示,那么莫言的《酒国》则可看作是现代性某种"后果"的喻示。二者不约而同地选取"吃"、"饮食"作为比拟历史、审视当下的切入口,暗含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文化心机,聚焦了后发国家最为敏感的民族心理区域。由《狂人日记》到《酒国》所象征的现代性无效和失败的后果,究其根源,首先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悖论,也昭示了这种悖论在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时,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束缚属性实现了某种媾和,并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酱缸效应"合谋促成了对现代性局限的放大和效果的抵消、分解。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绵绵瓜瓞与《金瓶梅》《红楼梦》“瓢”的借用意象解析

"瓢"在我国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器具,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瓢"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容器和漂浮,"瓢"是葫芦的半个瓜壳,从不少古籍记载中都能管窥到先民对葫芦生殖崇拜的迹象。《金瓶梅》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写王婆向金莲借"瓢"。张竹坡点评本:"借瓢即影人,文情狡猾,随手生来。""瓢"(即葫芦)在这里象征女性的受鱼之器的瓶,对应着潘金莲的"嫖";《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写黛玉与宝玉借瓢谈禅。这里的"瓢"也隐喻了黛玉漂泊不定的命运。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瓢"被以诗词、谜语、谶语、禅语、俗语等形式反复渲染,"瓢"也就构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借用意象。对"瓢"借用意象进行多味性的咀嚼与解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解读文本的文化密码,理解这两部古典小说不同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品质。     

潜隐的文化情结--《呐喊》、《彷徨》对传统文化的眷念

《呐喊》、《彷徨》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文本,代表着新文化的“反传统”特征。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两本小说集的实际。《呐喊》、《彷徨》既表现了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这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错综纠缠,体现了鲁迅一种特有的文化情结,构成了《呐喊》、《彷徨》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红楼梦》文化现象研究综述

《红楼梦》文化现象是《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红楼梦》文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涌现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大量的研究文章,是近30年来红学领域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与中华传统文化总论研究、《红楼梦》与精神文化现象、《红楼梦》与物质文化现象、《红楼梦》与域外物质文明几个方面。这些研究,丰富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领域。     

《红楼梦》校勘中的孤立印证与以讹证讹问题——在马来西亚“《红楼梦》与国际汉学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在近几年的《红楼梦》校勘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单向思维与孤立印证,二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与以讹证讹,所以,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首先要把这部小说的诞生放在18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并在空间上把当时北京的语言文化发展大背景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其次是要把《红楼梦》作者家世环境和个人经历考虑在其中;再次,在考虑到方言形成的地域性同时,必须注意到方言也有"流动"性的事实,这其中包括移民在方言的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红楼梦》校订注释上更臻完善,超越过去,为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为《红楼梦》在世界的传播,为国际汉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从《红楼》少女形象看作品对儒家伦理观的承传

历来在对《红楼梦》与儒家传统思想关系的研究方面 ,很少涉及这部大书与儒家传统思想的联系。而曹雪芹虽然显示出对传统的某种超越精神 ,但同时 ,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孕育出的伟大作家 ,他又不可能脱离其文化土壤 ,必然受到传统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制约。《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特别是贵族少女形象的塑造上 ,就呈现出对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承传情况。具体地说 ,这些贵族少女在两性交往与自身修养方面 ,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儒家传统妇德观念的恪守与张扬。对此 ,作家多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红楼梦》是过时落后的文学吗?——论残雪对《红楼梦》的偏见及其文学观

残雪将她的所谓切入"核心"与"本质"的"新实验文学"("纯文学")置于文学生态建构的金字塔顶端,视为最伟大、最先进、唯我独尊的文学形态。在此标准下,她认为《红楼梦》不符合她的文学价值标准,因此视之为"过时"的"人的幼年的文学"。残雪在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坐标下,贬低或否定了《红楼梦》的作为一部人类伟大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残雪对《红楼梦》缺陷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她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没有将《红楼梦》所代表的文学价值形态视为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中有机积极的组成部分,而将之视为落后的文学形态和革命与否定的对象。残雪所标榜的一元独尊的文学秩序价值观无疑是偏激僵化与形而上学的。     

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想

２０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２０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２０世纪红学史上的学术思想、方法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依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化而获得的。     

几人如此读红楼——以“红楼梦魇”的阐释为中心

本文以笔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从《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以及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两方面入手,分析"红楼梦魇"的产生原因,涉及《红楼梦》文本在小说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多元阅读命运等问题,以期对红学研究方法进行一定反思。     

也论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本文从《红楼梦》文本入手 ,阐述了赵姨娘的性格特征、性格成因及其对塑造其他人物所起的作用 ,从而指出赵姨娘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受害者 ,她的“每每生事” ,乃是对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的反抗 ,她是《红楼梦》妾妇中一个多少有点反抗性格的女性。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     

浅析《红楼梦》中的萨满文化

《红楼梦》成书于满汉文化大融会的乾隆时代。曹雪芹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巨著《红楼梦》带有浓郁的萨满色彩。萨满“三界”、“三魂”说,“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观念在《红楼梦》文本中得到了艺术渗透和升华。     

清代红楼戏曲:文本意义的接受与误读

清代红楼戏是当时人们对《红楼梦》小说文本的一种独特接受形式。戏曲改编者对《红楼梦》的解读,一方面立足于对宝黛爱情故事的叙述,或宣扬情的虚幻,或表现情的和谐,或强调情的永恒的接受观念;另一方面,在改编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简单表面化、庸俗色情化的接受倾向。这种解读既有对《红楼梦》文本意义合理的接受,又有明显的误读。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