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关于琅邪王氏的几个问题

世族门阀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琅邪王氏又是世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深入解剖这个家族,会有助于本课题研究之深入。一、琅邪王氏的兴起及其世族高门地位的确立关于琅邪王氏的远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溯至周代,但可信者只能从前汉昭、宣时的王吉算起。《汉书·王吉传》称:“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晋明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斗争

人们都说,东晋皇权衰弱,王、庾、桓、谢四大族先后掌握大权。这固然不错,然而也必须看到,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并不排斥有的时期皇权伸张,成为例外。这正是皇帝不甘心听人摆布,极力想把大权从大族手中夺回的反映。只不过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力量对比已不同于西晋,这些斗争最后均以大族胜利而告终罢了。晋元帝和王敦斗争被气死是如此,现在要讲的明帝加强皇权的措施终于未达目的也是如此。在王敦势力由于失去诸大族支持被消失以后,并没有出现新的家族来取代琅邪王氏,晋明帝乘此有利时机、挟战胜之感,对危害皇权的琅邪王氏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予以削弱,把琅邪王氏从各种要害地区和部门中撤下来,对不便撤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王敦行年简表

王敦是翼戴司马睿草创东晋江山的核心人物。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在国家政权中,琅邪王氏的位势居于司马氏之上;而在琅邪王氏家族中,王敦的实力又居于王导之上。两晋之交的情势,尤其如此。今将王敦一生主要事行依年相次,表中所纪未另标出处者,大抵已见载《晋书》本传;其余亦只提示线索,间有考订,皆力求简明。 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 王敦生 敦字处仲,小字阿黑,琅邪临沂人。祖览,晋光禄大夫;父基,治书侍御史。高门望族,与河东裴氏并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乃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见《世说新语·品藻篇》和《晋书·裴楷传》。     

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邪王氏为例

通过对六朝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婚姻状态的研究 ,探讨了几个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世族婚姻的内部特征是累世与一些固定的家族通婚 ,致使异辈婚、中表婚盛行 ,所以婚姻之家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并且对遗传和寿命多有影响。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家族流源新说

一代大儒王阳明,史家对其家族流源说法不一,疑义颇存.新近发现的<虞南达溪王氏宗谱>(淮泽堂梓,10集本)和嵊州<东林王氏宗谱>,为王阳明家族流源提供了新的说法:王阳明是王导后裔,其先祖从琅琊徙山阴,由山阴迁剡地平溪,平溪迁东林,东林迁上虞达溪,后迁余姚,且非太原王氏、三槐王氏支系.     

从《世说新语》看东晋琅邪王氏文人心态

作为东晋最显赫的士家大族,琅邪王氏培养出了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他们对名利"重"而不"嗜";在对生命的深刻体认中透出一种深沉的悲哀,进而求自全、自适,但是家族的文化传统又促使他们兼带"经世"精神;在审美情趣上,崇尚幽雅和率真,这些共同构成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王羲之辞官原因新论

王羲之是因为和王述矛盾激化而辞官的传统说法不全面.王羲之与司马昱之间、琅琊王氏和司马氏之间,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以及它们与东晋权臣桓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导致了王羲之的辞官.所以说,王羲之的辞官是东晋门阀士族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

以晚明清初太仓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两大家族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王世贞、王衡等人的诗歌与晚明文坛复古、性灵之风的关系,及王时敏、王昊等人的创作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的反映,认为他们以复古为主、融合性灵的文学主张及以宗唐为主、融合宗宋诗风的创作风貌,创造了一条以融通之法解决文学分歧的途径。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

杜甫关于蓝田二诗是写在崔氏山庄与母系亲属聚会之事，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这与王维、王缙及杜诗所叙环境位置相合，新出《崔汪墓志》亦证明蓝田有崔氏墓地。杜诗中白水舅氏有兄弟三人：白水明府崔顼、少府崔顶与崔预，名人崔造、崔弘礼是其孙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权德舆为崔氏所作墓志均将尉、令误书。新出权璩、李仍叔所撰崔氏墓志亦误，唯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与崔顼一系共五世祖，杜甫虽少直系舅亲，而与舅系关系密切。在战乱前，杜甫已托邻县舅辈崔顼、崔顶关照安置在邻县的妻子，杜甫到华州后可能又将妻子安置到崔氏舅家，大历初其弟也将妻子安置在蓝田崔氏山庄。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