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论“思无邪”与儒家的政教价值

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取用《鲁颂·马冋》篇中的“思无邪”一言以蔽三百篇,从而确立了《诗》的价值基调。“思无邪”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礼乐的崩坏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礼乐旧制,但迫于儒士身份和现实困境,他将诗、礼、乐转化成与个体修身有关的道德命题。在正道失序的现实背景下,先秦儒家将中正无邪的价值诉求植入到诗、乐之教中,以此来维护诗和礼乐的纯正性。     

明初的重礼、崇儒及程朱理学的国家化

明代初年,基于重建秩序、消解蒙元文化对中原礼乐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赢得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朱元璋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积极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化,竭力推行以礼治国的基本国策,恢复儒家礼乐等级制度,保证政治秩序的有序化;坚决消除蒙元文化旧俗,采用"用夏变夷"的政策,禁胡俗,倡汉制,重新确立了汉族政治制度;采取一系列"重儒右文"政策,重视并推广经学、儒学,将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官方学说。在朱元璋及其继任者朱棣的努力下,最终促使了程朱理学在明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思想观念的核心。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除了以许衡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外,在大都还存在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文统”儒士集团承袭金源文化而来,以元好问之弟子为主体,将元好问的“文统”观念奉为圭臬,有着对治道与辞章的双重追求。“文统”儒士集团多栖身于翰林国史院中,他们在大都交游、唱和,显示出许多与正统儒士集团不同的地方。“文统”儒士集团可以接纳来自南方的文学家,但对理学家则颇不以为然。这个“文统”儒士集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学术文化北上的进程。     

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

从本质上讲,历代中国祭祀孔子,都是以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待的,文庙祭祀礼仪当然首先在于尊崇孔子,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祭祀孔子儒家,就应当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认为,每个朝代的礼制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君臣父子上下等的礼法纲常绝不会变。孔庙释奠礼仪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礼制。自形成之日以来,也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今日思考与确定孔庙释奠礼仪,应当保持传统祭祀仪典内涵,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     

论船山诗学“尚雅”思想观

“雅”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雅”作为核心语词衍生了各种相关的诗学范畴,船山诗学再次审视这一范畴,以“雅”为正,以“雅”为尚,具体表现在从风雅、雅俗、雅乐三个方面对“雅”进行了阐释。这一思想既是对于前人思想的总结,也是特定时代下发展的产物。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

汉武时代,形势需要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强化皇权、开拓大一统帝国和维护社会秩序,儒学思想应运登上政治舞台。在儒学思想诠释与演绎下,封禅仪式程序不仅成为改德改制、大一统宗教礼仪和皇权至上与“奉天承运”的标志,而且也是宣告儒学正统化、制度化的典礼。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乐记》视野下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我国古代的＂乐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培养和完善人格等方面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儒家经典著作《乐记》正是多角度、多层面映衬出先秦音乐教育形态。本文从《乐记》入手,深入阐释汉代儒家学者眼中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论元代散曲的语言特色

元代散曲语言特色的形成是由于散曲产生于民间俚曲小调,又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由元代文人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它以通俗自然和讥诮幽默的语言风格反映了当时落魄文人在强权压迫下的心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