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视域下邻避运动的本质、成因与治理

环境正义理论源自对邻避运动的研究,是认识邻避的根本视角.从邻避于与环境正义关系入手,将邻避运动的本质界定为居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的运动,分析其合理性来源即居民基本环境权并藉由此批判极端环保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邻避理论.将邻避运动的成因归纳为居民环境权利的界定不清、认同缺失致使承认不正义问题出现;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平衡致使分配不正义问题出现与决策模式黑箱化致使程序不正义问题出现,进而从明确居民环境权边界,实现承认正义;引入多元化补偿手段,实现分配正义;重视邻避设施建设各阶段,实现程序正义这三个维度探讨邻避运动治理路径.     

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摘要］邻避冲突是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公民权利意识发展、政治空间默许与鼓励、现代科技知识发展与环保意识兴起交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批评者批评邻避冲突是自私自利的情绪化反应,肯定者认为邻避冲突是公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运动,但从公共利益悖论视阈出发,邻避冲突的经济学本质是公共利益悖论现象的集中体现。邻避冲突具有独特的内在特征,它起因于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避冲突作出类型界分,对邻避冲突治理至关重要。     

邻避事件中公众环境话语权的实现路径探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在邻避设施兴建过程中日益突出,引发邻避事件。作为邻避事件的主要治理者,政府在治理邻避事件时易忽视公民的环境话语权,产生选址前封闭决策、选址时听证程序无法落实、选址后忽视监管与风险控制等问题,这既不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又有损环境正义,还会给当地带来社会稳定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拟从沟通机制的畅通、程序的正当设置与监管赔偿制度的建立这三种路径调和社会公益与公民私益之间的矛盾,提升公众在邻避事件中的环境话语权。     

全球化时代的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全球化特征。目前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关涉到环境正义。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其自身利益的立场,提出荒野保护和救生艇等理论方案。由于其主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的环境正义原则为全球化时代环境权益的分配提供了基本的解决思路。     

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

环境正义评价标准可区分为分配正义、制度正义、承认正义三个层面,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环境非正义的实质问题主要集中在分配正义层面,主要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环境权益分配与责任承担方面呈现不平等关系;制度非正义层面主要体现为环境规制被虚化、有法不依,环境权益诉求机制缺失;承认非正义则往往被社会所忽略而未被有效认知.在我国,环境非正义的调控策略主要在于遏制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对环境的破坏、向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保障环境制度正义、塑造环境主体正义品格四个方面,这是一种在“发展中协同控制污染”的环境治理模式.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邻避冲突治理：权利困境及其超越——基于环境公民权视角

邻避冲突是围绕生活环境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社区实践和环境运动。这一冲突过程生成的环境权利维护与公民责任外推的道德困境、重利益诉求轻环保理念的转型难题以及生活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优先性问题,既构成“邻避冲突”权利困境的三个维度和邻避冲突双方三种差异化理念,也为治理“邻避冲突”提供了可能。而走出“邻避冲突”及其权利困境,需要在融合“邻避冲突”双方理念的基础上达成三种实践转向,即环境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利益诉求与环保理念同构、社会发展与生活环境共进。     

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邻避冲突作为一类特殊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基于"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三种人性假设,可以发现公众参与邻避冲突的动机。相应地,只有居民的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的人性诉求得到合理的回应,才能有效地化解邻避冲突。而利益补偿机制、决策参与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及社区化解冲突机制将有效地回应公众的人性诉求,是治理邻避冲突的重要机制。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转型期我国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成因——基于对什邡群体性事件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公民因反对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或工业设施选址与建设而导致的邻避冲突尤为突出。从事件表面来看,邻避冲突是政府、潜在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从深层来看,负外部性、风险感知偏差及风险分配不公是引燃邻避冲突的现实性诱因,精英决策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渐微是诱发邻避冲突的体制性根源,脆弱的社会心理环境则是引发邻避冲突的助推器。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问题

生活垃圾快速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垃圾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营封场,一直伴随着有关邻避现象和环境正义的争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相关议题从末端设施影响拓展至居民源头分类,各环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辨析了环境正义的内涵,剖析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在垃圾管理各环节和各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视角探讨生活垃圾管理的全过程,对其中各环节及关键因素进行识别,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影响因素由多维度确定,各因素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作用由环节、相关方、空间尺度等定义;相关环境正义概念应由传统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分配延伸至源头分类、次级分拣和末端处置等垃圾管理的全过程;由关注政府和社会公众间的权责争议拓展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政府间环境义务配置及环境权利让渡的综合调控。研究以环境正义概念为基础构建的垃圾管理全过程视角,可为剖析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与垃圾管理各环节中不同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参考。     

环境正义刍论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的凸现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两型社会”视域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相关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对弱化了伦理之于实践的现实意义。面对环境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正义在环境保护中的价值,正义是人们面临有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现实情景下的必然道德选择,是主体对环境权利诉求与资源分配中的基本伦理原则。环境正义的观点带动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转向,使得环境伦理学从对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关注。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关注环境问题是对正义理论的延伸,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融入了伦理的考量,提供了新的伦理维度。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国际环境正义及我国对策探析

正义是人类自古以来永恒不舍的追求,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需要新的正义价值理念引领,环境正义应运而生。环境正义就是要求人类在处理环境危机时做到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与承担,以求整个人类共存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于分析当前国际环境正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在国际环境正义建设中应采取的对策。     

西部开发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

环境伦理从人的同一性和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宣称人与自然、人与人是不可分隔的利益共同体,必然导致环境殖民主义和环境霸权主义盛行,环境保护有可能沦为一种不公正的暴行。环境正义的实质是基于人之差异性与同一性相统一的社会正义,它从权利和义务相互对称的角度,强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结成的是有差异的共同体。根据环境正义思想,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同维护西部贫困农民和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联系起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分配。     

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及其对我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失调的直接结果。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目前我国许多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处于“浅绿色”阶段。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环境观念变化揭示，我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尽快地从“浅绿”走向“深绿”，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环境保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