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

戊戌前后发生在湖南的新旧冲突,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霸权的典型例子。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新政,是甲午战争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湖南固然"真守旧之人"不少,但当时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官绅主流倾向是开新的,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变法维新。"真守旧"的徐树铭、谭钟麟等湖南籍官绅的奏疏、书札,却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熙丰变法时期的海外贸易

北宋神宗朝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当时的海外贸易。探讨熙丰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填补宋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还可以加深我们对熙丰变法的认识。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南宋学者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本文针对周梦江先生在《陈傅良先生文集》序言中认为“南宋学者都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 ,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高度的评价 ,说陈亮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也无不可。而叶适并没有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相反认为变法的失败是北宋之亡的原因之一 ;他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是肯定的 ,虽有批评 ,也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     

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

北宋的救荒措施及仓廪制度集汉唐以来之大成。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始得到朝野士人的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北宋初期以来所实施的募饥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推广"劝分"救荒,以及中后期不断改进的社会救济制度,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熙宁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

吕惠卿(公元1023年-1111年)字吉甫,福建晋江人.在北宋熙宁期间,宋神宗、王安石发动的变法中,他是最活跃,最有建树的人物之一.由于古代一些史学家将宋朝的中衰归咎于变法,因此变法派上层人物除王安石外都被归入奸臣之列.吕惠卿则是所谓"奸"中之"巨奸",而被唾骂千秋.现在,王安石变法已得到公正而高度的评价,然而吕惠卿的千秋功罪,曾几何人予以公正评说?自宋以后历代评论家,反对变法者自不必说,即是肯定变法者亦以王安石任用章悖、吕惠卿等所谓"小人"为非.明人章衮撰《王文公集序》说:"……所以不惜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耶?数者,公之罪也……".后代     

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宋宫观官设置始于太宗,真宗崇道而增重其事,宫观官制度遂成.北宋前期,宫观官多由朝廷重臣兼任,经常参与宫观管理及道教活动,实理其事.熙宁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等原因,宫观官成为统治者用以"佚老优贤"、处置异己者的闲职.徽宗时,出现了挂空衔而食禄的祠禄宫观官与实理其事的兼职宫观官并存的局面.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其形成、发展、高潮均在北宋,南宋沿袭之.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北宋变法派首次分裂问题试探

熙宁七年北宋变法派内部的首次分裂,主要源于具有同等资历的曾布和吕惠卿同朝共政时期的职位变动及权力之争,而市易违法案的发生,直接促使变法派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变法派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了王安石、曾布和吕惠卿等人的政治浮沉,更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和北宋后期政治走向的大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对元祐更化应重新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元祐更化则是这次变法的终结。长期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变法褒贬不一,但一般肯定变法者则否定元祐更化,否定变法者则肯定元祐更化,二者必居其一,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进步意义,而把元祐更化看作是一场复辟和历史倒退,并     

反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由于理学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为官方所承认、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儒学 ,理学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哲学的主导思想 ,是人们的精神主宰。而王安石所提倡的“新学” ,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 ,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 ,是对理学的反叛 ;在这么一种哲学环境、精神环境下 ,王安石的新学和变法 ,从他提出的那一天开始 ,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王安石变法中的失误原因探析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王安石变法” ,既有丰硕的功绩 ,又有严重的失误 ,这些失误影响了改革的成就 ,给改革带来了阻力和损失。历来批评这次变法的人大都认为 ,这些失误应由王安石负责 ,甚至由这些失误而否定这次改革。但事实上 ,造成这些失误的主要负责人应是宋神宗。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理财思想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主要体现在实施变法的步骤、理财的思路与政策以及用人方面。宋神宗的主张是导致变法中一系列失误的重要原因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论北宋熙宁年间的宗室改革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序幕是从改革宗室制度拉开的.这是一次全面的宗室改革,遵行的原则是"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尽可能做到"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要点是限制宗室的特权,关键是鼓励宗室成员出宫为官,参与政务,领取官俸;对宗室远亲不再赐名授官,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同时,对不愿出宫为官者加以种种限制,力求减少财政支出.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至少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与王安石比较视角下苏轼的法制思想

王安石秉承"人言固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宗旨,针对北宋王朝内忧外患、财政困穷、民风衰败的现实,希望通过变法,改革赋税、机构和军队,富国强兵,增强国家实力。而遵循"作法何常,视民所便"原则的苏东坡认为王安石变法,无论从思想看,还是从实施看,都是仓促的,造成不良后果;变法的内容不系统不完善,实行过程产生重重矛盾,于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从儒家仁政爱民的视角提出以民为本的法制思想,且以实际行为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