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地域毗邻、发展相近,但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成为一个存在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事务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已显得举步维艰。本文通过梳理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障碍,提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并对相关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     

中国西南藏区脱贫后的持续反贫困对策研究 ——以川滇藏连片贫困区为例

[提要]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脱贫后的反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特别是中国西南藏区连片贫困区尤为明显。文章以川滇藏连片贫困区为例,通过分析其致贫因素及现状特征,探讨反贫困与乡村振兴、三农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观察与川滇藏连片贫困区类似的反贫困问题。政府部门应支持和发挥智库作用,针对性地提出脱贫中与脱贫后的持续反贫困建议,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后续贫困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制定相应的规划和方案,为持续反贫困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助推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开发探讨——基于新疆洛浦县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新疆洛浦县的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开发模式为案例,分析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开发模式形成的机理和关键影响因素,认为连片开发模式中资金的整合机制,促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扶持机制,以及连片开发区的统一管理等机制对于产业开发、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增强农户参与意识,培育产业联结机制,培育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调整资金的投入重点和范围,完善风险保障机制等促进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产业开发的对策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飞地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的,经济有一定落差的行政地区(飞出地与飞入地)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基于"飞地经济"基础理论分析,认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发展"飞地经济"十分必要,进而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详细探讨了五峰发展"飞地经济"的实践,从而提出了建设发展的对策。     

村庄合并、精准扶贫及其目标靶向的精准度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若干思考

改进和完善现行的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财务管理制度,是提高我国当前行政事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当前应从建立行政单位报表合并制度、规范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深化银行账户管理、加强采购管理等方面入手。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凉山连片特困地区弱势群体的精准脱贫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凉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形态单一,生态环境恶劣,资源禀赋不足等发展条件限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长期累积的矛盾和多种困难问题叠加,使大多弱势群体始终得不到有效帮扶而游离在社会边缘,逐渐积弱成群,衍生出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成为凉山摆脱贫困所需重点突破的掣肘。笔者聚焦凉山连片特困地区弱势群体特殊贫困机理和关键症结进行深入调查和剖析基础上,认为避免弱势群体因发展失衡被扶贫"平均化"和"数字脱贫"所遮蔽而成为扶贫攻坚的盲区,只有遵从精准扶贫战略导向,找准致贫原因,着力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精准开发优势特色产业、强化脫贫能力建设等更具个性化、操作性和长效持续的精准脱贫模式,才能使凉山连片特困地区弱势群体摆脱贫困,最终化解凉山脱贫难问题,实现与全省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目标。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制度供给研究:以重庆S乡农村"三变"改革为例

无论是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积累实践经验和奠定物质基础,还是乡村振兴要解决脱贫攻坚中遗留问题以及产生的新问题,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出要求.二者有效衔接体现在政策互补、时间交互、内容递进和组织重合四方面,并有个体层面和乡村层面两个层面的科学目标.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和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度供给,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重庆市S乡农村"三变"改革过程中,贫困农民前期通过获得租金、工资和财政分红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精准脱贫;未来则通过获得租金、务农务工和盈利分红收入,改善投资、就业和收入结构,实现生活富裕.同时依托农村"三变"改革构建现代化微观管理组织、搭建产业平台和挖掘生态、传统文化价值,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果表明:农村"三变"改革是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制度供给.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精准扶贫视域下民族地区扶贫模式导向转换的实践逻辑——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

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贫困程度最深、扶贫难度最大的区域,脱贫攻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目前仍是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和硬骨头。采取何种精准扶贫模式,切实提高民族地区扶贫实效,已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传统"需求为本"导向的扶贫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急需进行转换。"资产为本"导向的扶贫开发模式克服了"需求"导向的不足,以社区"资产""优势""能力"为核心,正逐渐显示其优越性,是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现实需要和选择。     

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带致贫因素分析

赣南中央苏区是我国典型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实施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利用2006—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13个县的经济、社会与自然等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研究影响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主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对赣南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区致贫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用电量。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提高教育水平、加强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和开展农村电网建设改造有利于推动赣南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反贫困进程。     

关于“治学”“治校”及相关制度建设的思考

关于"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校长治校"的观点见仁见智,难判是非。"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是一个伪命题;"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亦是一个伪命题。诸多文献和相关争论真正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从冲突走向协调;制度建设的目标是行政权力从对上负责转变到对下负责;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变革学术权力的作用方式,建立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不仅能助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对"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针对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存在的基础设施制度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期望通过相应的举措助力精准扶贫,实现乡村振兴.     

破解行政诉讼“执行难”——以行政法院的设立为突破口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执行难"等问题积极地做了回应。但该法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所作的改进,相较于理论界近十年的探索来说,明显有些保守和踟蹰。受困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合法性依据的匮乏和相应配套制度未及时跟进等因素,新《行政诉讼法》在解决"三难问题"上略显踟蹰,制度设置上也乏善可陈。欲真正实现行政审判独立,真正解决"执行难",行政法院的设立势在必行。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分步骤、有计划地建立起从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门行政审判组织是可行之举。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

南宋中后期,地方行政机构中同级或上下级机构的长官互相兼职日渐增多,这种非制度层面的"隐性"因素,导致真实的地方行政权力分配格局偏离条文所显示的理想格局,行政权力由底层的县向中、上层的州、路和制置司、总领所集中。若将中、上层级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其内部又出现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合并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种"隐性"因素的推动,使得南宋时期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日益不利于中央集权。     

论“精准扶贫脱贫”学术研究选题的“精准”问题

通过对近年来发表在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不难发现,截止到2019年8月31日,已公开发表的、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成果数量竟多达22,604篇,可见这一主题显然成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对此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该主题研究,分别以"扶贫攻坚""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攻坚战""扶贫对象"等为选题展开了理论探索、实证调查研究。从选题看,已有研究基本覆盖了"精准扶贫脱贫"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是,进一步分析这一主题之下不同选题的已发表文献数量及其发表平台,学术界所开展的"精准扶贫脱贫"问题中显然存在着选题聚焦并非完全精准、研究选题和同类选题的研究成果严重同质化的问题;在"双扶""科技扶贫""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选题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多发表于一般学术期刊和报纸,并未得到学术界包括学术期刊界应有的重视。从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视角看,这样的状况于"精准扶贫脱贫"目标的顺利达成,不能不说是一缺憾。     

复合板爆炸焊工艺研究现状及展望

基层行政包干制是脱贫攻坚中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地方政府以“定点包干”的方式建立起（省）市县乡村的行政包干体系,通过对不同层次进行隐性授权,以部门内部流动和条上流动正向激励基层干部,且辅之以约谈、召回、撤职等负向约束,在压力型体制下实现了超常规动员。基层行政包干制的核心在于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以“块”的地方权力,统合平级的“条”和下级的“块”,高位推动项目、人才、资金和政策精准下沉到基层,实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全面参与。但体制内的张力与矛盾,也容易激化包干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部门包干导致扶贫绩效差异。脱贫攻坚中基层行政包干制的提出,拓展和延伸了行政包干制适用范围,修正和完善了行政包干制理论,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机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