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学的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

市场学的研究对象在确立市场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把市场学的研究对象的外延无限扩大,以致与商业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这样会使人怀疑市场学是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二是把市场学的研究对象凝固化、绝对化,把传统市场学的对象当作现代市场学的对象。比如说,最初的市场学只是一种“分配学”或“广告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销售学”或者是一种推销术。如果把研究商品销售作为市场学的研究对象,那就无异于把市场学当作销售学了。市场学的研究对象与市场学的定义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理解的是狭义市场学,那么其研究对象也必然是狭义的;相反,如果我们所理解的是广义市场学,那么其研究对象也必然是广义的。     

论新、旧唯物主义与人的本质两种异化的关系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两种唯物主义的区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唯物主义。前一种唯物主义,马克思称之为旧唯物主义,     

翻译的文化解读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活动。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比中国翻译史上两位杰出人物鲁迅、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主张,不难发现他们二人身处相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翻译观,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大相径庭,这表明翻译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译者的主观选择,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译者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作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文化立场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于反映农业合作社作品的真实性问题

反映农业合作社的作品基本上是不真实的。因为50年代虽然普遍存在农业合作社,但它阻碍生产力发展,无论在当时或在今天看来,建立农业合作社都是错误的。当时从上到下都有干部和群众反对成立合作社,主张实行“包产到户”。这才是正确的观点和做法。但是,作品却把合作社当作正确的东西去歌颂。而把反对合作社的人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去批判。作者的认识没有达到当时许多干部及群众的认识水平。     

为国家学辩护

现代宪法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今天的政府被迫通过国际网络与其他政府进行协商（这导致了内外区别的模糊）,同时也不断地让私人行动者去加入满足公共目标的活动（这导致了公私区别的模糊）。为了克服这些挑战,一些学者提出要么推动全球立宪主义去补偿国家层面的去宪法化,要么主张立宪主义是一种自由立场的概念以及作为形塑国内和全球治理实践的上位概念。但是,这些主张缺乏国家学的根基,忽视了主权、国家、宪法这些概念的本质。宪法是关于主权、国家的构成规则,它不同于政府的组织法。这些构成规则最基本的要素是“政治权力最终来自于人民”的普遍信念。因此,现代宪法话语用在国际层面是不恰当的。这导致了一种自由立场的宪法化进程的出现。但是,由于缺少人民的基石,这个进程将变成一种新现象———威权立宪主义。     

戴望舒诗中的吴越文化情愫

海派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 ;它是传统文化 (又以地域文化——吴越文化为重要的呈示形态 )和外来文化的奇特组合。戴望舒出生于杭州 ,后“移民”上海。之后 ,戴望舒虽也在欧洲留过学 ,在香港住过不短的日子 ,但上海仍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地域。更重要的是 ,和同时代许多“上海作家”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把上海的“亭子间”当作栖息所 ,把眼光仍然投向他们过去熟悉的乡村生活 ,而是融入其中 ,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这种海派文化气质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他的诗情内容中 ,构成戴望舒诗歌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格特征。本文着重分析构成戴望舒诗歌的海派文化质素之一的吴越文化情愫 ,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界去领略戴望舒诗情中内含的文化底蕴     

应用文写作与读者心理

以往研究写作理论只是研究作者怎样完整、清晰、准确、生动地表达作者本人的观点,而把“为群众喜闻乐见”当作“形式”方面的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考虑过读者的问题,尤其在文章的读者对象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种不看对象的写作被人讥为“乱弹琴”,不是没有道理的。读者心理学是研究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的心理现象的一门学科,研究它与写作的关系,对于振兴、发展写作学科是很有意义的。     

高校管理应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管理理念 ,它区别于传统管理只见物不见人 ,把人当作机器或机器的附庸的管理理念。国内外许多企业的成功经验都表明 ,企业的成功是与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分不开的。相对于企业而言 ,高等院校更应强调“以人为本” ,因为高校生产的“产品”是人 ,用教师的完整人格去塑造和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 ,是学校“生产活动”的基本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界定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既然如此，就应该既要把它当作我们的指导思想来对待和研究，又要把它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和研究。过去，我们只把它当作指导思想即意识形态来对待，常常为了适应某种政治的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有意或无意地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本文主张，必须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     

论顾炎武的“教化”思想

顾炎武主张通过“立宗法”来确立伦理主体 ,并以“教化”来确保其成为政治主体的助手。顾氏所倡“教化”有“名教”和“礼教”两种形式 ,但他更注重“名教” ,这是一种顺应“人心”(即利用人的私心 )的教化方式 ,其中包括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容 ,但顾氏没有把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当作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而仅仅是为了改善人伦关系     

文化优化:内涵与实质

对文化优化的内涵与实践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认为文化优化是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原则,对文化本体的自主控制、设计、管理和调节。文化优化实质是直面文化本体的文化创造,是基于文化自觉之上的文化自为,是人之本体存在的主体性建构,是文化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文化力量。     

语言中的身体隐喻

语言是交流工具,是文化行为,是人的定义;语言的这种多重性质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统一。语言隐喻借重身体和直觉世界,形成社会实践的记忆,体现文化模式。身体是人类物性的根据,而体化和经验是"文化和自我的存在基础"。     

去他者化:传统文化的传播偏误与规避反思

传统文化的他者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性问题。传统文化的他者化现象在媒介中主要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边缘化,即体现为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都市/乡村文化等符号歧视;一是制度化,收编富有意识形态潜能的民间文化,使其进行"跨域"意指作用,并最终被制度化。因此,厘清传统文化符号的本体论思维和让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性实践的方法论路径,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去"他者化"的尝试。     

重视和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以广州建设创新型城市为例

创新是人的本质特性,也是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具有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创新文化是以创新活动为主题的文化形态,主要指人们理解创新、研究创新、推动创新的价值理性和行为取向。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培育创新文化。只有当创新文化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主流文化的时候,支撑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文化基础才可能真正夯实。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及价值——与已有研究的深层对话

马克思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东西。他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实践的、现实的批判;与之相适应,他所批判的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建立的、真实的对象或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所在。改变哲学漠视真实的现实和真实的生活的传统,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天上”拉回到“地上”来,具体从革命实践的角度批判和反思真实的现实——即运用马克思在新的哲学观基础上创立的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来批判和反思当下的社会现实,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使命,也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价值所在。     

“夜郎文化”之哲学思考

伴随着夜郎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仅停留于表面之显性文化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夜郎文化的研究,应对夜郎文化的隐性文化即其精神实质做出探究,发掘其文化本质,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转化,而此转化需要夜郎文化的研究从单一视角到多维视角、从单独研究到合作研究、从相互争夺到协同开发。以客观、合理、科学的态度,以夜郎文化的本来面貌进行宣传、不虚构和篡改夜郎文化的历史、正确利用夜郎文化的价值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文化生态学论纲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中期,随着文化问题的突出和人们对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生态关系的重视而在90年代以后成为显学。"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不同,文化生态学的特点是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的文化学,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文化生态学面临着加快学科建设的任务,它的完善和应用,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促进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文化史研究的两种理路

对文化及其本质的理解应用到文化史研究时,往往导致两种理论和研究误区,一是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归入文化范畴,形成了包罗万象、无所不涉的大文化史观,造成研究对象的极端泛化;二是难免陷入用人来解释文化、用文化来解释人的循环怪圈,易于形成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针对这两种误区给文化史造成的困境,本文提出文化史的研究应该沿着两种理路拓展和深化:"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历史的文化",即研究在历史的流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包括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若干稳定的观念形态是如何生成、嬗变、整合、积淀、定型的,从而探寻民族的心路历程,揭示民族文化的历史个性和特质."文化的历史"即以文化为切入点,揭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是怎样互相渗透、彼此推引的真相.这两种理路的文化史研究都要求弱化狭隘的学科意识,增强开放的问题意识.     

文化与文化哲学的形而上追思--文化哲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语境

理论研究的语境选择是任何理论生存的最基本前提,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语境在于对文化和文化哲学的理解.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存在,人是文化存在的本质.人们通常在三种层面上理解文化学:关于文化的科学,关于文化学的元理论,哲学的文化哲学.哲学的文化哲学是反思近代科学哲学的产物,其基本问题是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哲学作为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