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访权的宪法地位

信访权是有中国特色的，最传统、最贴近民生的一项公民权利。信访权具有与其它各项宪法权利不同的价值和功能，是其它宪法权利无法涵盖的。只有将信访权上升为宪法权利，在宪政视野下架构信访制度，才能使信访的价值和功能得到真正实现。     

中国信访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当代信访制度的雏形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那时起它作为表达民愿、参与政治和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殊手段,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它的功能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迁。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以及信访人的法律救济意识淡薄等诸多原因,致使信访作为一种非诉救济方式却很难再实现其化解纠纷、救济权利的目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构,不断规范信访制度,通过对中国古代、近代信访制度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中国信访制度的运作模式。     

论信访权利与信访制度——从比较法视角的一种考察

信访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悠久本土渊源的制度.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由于司法制度上的阙失,信访权利较之国外的请愿权而言,其法律权利的位阶及效力问题一向被边缘化,乃至隐身于非法律意义的层面.然而,<信访条例>中的规范语句还是为实务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而且该制度在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填补司法权利救济以及公民行使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政治权利在事实上不足的作用.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信访权利的具体内涵与边界尚无法借助司法审查制度在判决中所确立的审判标准得以明晰化,信访制度与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相比也缺乏以议会为主导的制度设计所具备的优点,其低效性更成为质疑的焦点.而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权利与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规范与事实上的各种问题,也正昭示了我国在走向法治国家的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困境中暗含的契机.     

论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规范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中国公民实现利益表达、民主监督与权利救济的一项特色政治制度设计.但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被视为社会减震器的信访制度持续承受着内部功能性危机.面对信访制度困境所造成的民众对中央及地方政权的认同资源流失等众多恶劣影响,学术界的＂强化论＂、＂弱化论＂与＂废除论＂为信访制度改革提出了有益思路,但是仅从宏观角度探讨信访制度存废是片面的,关键是在明确信访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上,进行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改革,偏重＂信访监督＂建设,以防止＂责任压力＂下的权力异化.     

请愿权视角下的信访制度

信访权的理论本质就是请愿权,信访制度的核心内容则是为了保障公民请愿权,以实现权利救济和参与国事的制度目的。从请愿权保障角度看,我国信访制度存在一定缺陷,须从三个方面重构信访制度:信访观念的更新;法律规定的完善;改革信访机构。     

徘徊在法治边缘的信访——当前信访立法缺陷分析

国家权力体系试图用立法来规范信访,但缺乏法治核心精神的信访立法十分被动与混乱,无法实现与正式救济制度的衔接,程序保障的欠缺又使其很难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而要把信访推向法治,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分散的立法中植入正当法律程序,总体的目标则是制定一部统一的信访立法并保障其正当程序化的运作,而这个目标的达成还依赖权利本位的回归和程序主义的弘扬。     

信访制度价值解析

信访制度的价值是信访立法的根据,也是信访制度实施的需要。新《信访条例》确立的权利保障、秩序维持、效率提高、正义实现等价值,是信访制度的基本价值。新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需要诸多制度设置上的保障。然而,由于信访制度设置上的障碍、“清官情结”等方面的原因,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遇到了阻碍。只有树立法律的权威、弱化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功能,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促进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     

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宪政思考

信访权利是宪法上公民的监督权,信访制度是保障公民实现其监督权的一项刺度。并没有也无力承担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的功能。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就在于其功能的异化。有的监督功能被弱化,本不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却被强化,甚至有代替司法救济成为权利救济主渠道的趋势。因此,要使信访制度的困境得以求解,宪政框架内两条变革思路必须同时并举：一是强化信访制度的监督功能,二是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刺救济功能。     

社会结构嬗变中的信访困境与出路探析

在我国单位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过程中,底层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原子化动向使得数以亿计的非正规就业人群难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寻求低成本的权利救济,从而涌向成本低廉的信访部门,逐渐形成信访洪峰。在刚性稳定思维下,政府部门由于缺乏以往那种依靠单位而形成的有效治理而产生了该群体是不稳定因素的幻象判断,于是上访制度和上访人群成为被治理的对象,法院出于＂讲政治＂的需要,对信访洪峰的形成与纠纷解决难度的加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与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也常常使得信访案件数量大增。因而,信访制度的解困之道就需要从前述各个环节入手,而非仅仅依靠信访制度本身的变革。     

从信访制度价值看其制度功能

法的价值是立法的动力依据,也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法的价值有多重体现,诸如自由、平等、秩序、理性、效率、正义等。而至于具体法律制度,通过对其价值的分析,亦或可一探其社会功能之所在。本文即是在该思路框架下,通过对信访制度价值的分析,探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信访制度所应和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及其适用?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可分为自愿性终结信访程序和强制性终结信访程序两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就是接处信访案件的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作出信访案件终结结论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有,消灭涉法涉诉信访实体法律关系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职能部门接处信访案件的职权和职责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案件信访行为合法性效力;引起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引起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适用信访案件终结效力制度应注意,处理实体性信访诉求应该坚持法治原则,区分困难照顾、帮扶、救济与法律责任的关系;严格执行信访案件终结制度;注意区分依法行使信访权和违法信访性质的不同;注意合法信访与维稳之间的关系;严格依法惩处违法信访行为。     

涉检信访不能承受“权利救济”之重

涉检信访因其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而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环节。就实证考察而言,现阶段涉检信访在总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涉检信访过度承载“权利救济”功能的事实;就法治理论而言,涉检信访超负荷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程序公正、司法权威、规则统治之间存在冲突。因此,综合考察涉检信访运行的制度环境和既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弱化涉检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重新确定其功能定位,不断提升其规范化程度,并确立司法救济的核心地位,以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制度。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我国应与世界法律文化协调发展

当代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法治建设应根据本国国情将外来法与本土法结合起来,以本土法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扬弃和改革。目前,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应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我国实现法治的根基,引进、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不断总结完善我国的经验,特别是西方法的主体意识、权利本位和尊重人权等方面,正是我国法律文化应该充实和改革的方面。同时,在移植外国法律制度时还应注重其理念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深刻领会该制度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也论迁徙自由的宪法回归

迁徙自由具有基本人权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解决其它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理应入宪。迁徙自由在实现途径上权利赋予与制度保障应衔接进行。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先进性别文化构建

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澄清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作为社会意识的性别文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先进性别文化构建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需要超越性别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两性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在法律政策层面,正确把握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在社会生活层面,营造女性和谐的家庭与职业关系的文化氛围;在女性自身层面,处理好主体意识与性别角色的关系。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儒家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大力推行法制而在乡村社会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不是法制的强制推行,而应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家伦理给予应有的关注,重新考量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影响。试从儒家伦理的内涵入手,探讨儒家伦理对当代法治的影响,思考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与现代法治的融合。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